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越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節要》及其與科舉的關係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以下簡稱《大全》)是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成祖命翰林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所編撰的大型儒學著作,含《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書。此書編撰用時近十月,在永樂十三年九月完成,進獻成祖,共計二百二十九卷。成祖爲此書撰序,於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頒行天下。此後,《大全》也在越南被廣泛傳播,對當地文化産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

试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对明儒薛瑄《读书录》的影响

本文研析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影响明中前期学者和学术的一个实际案例。山西大儒薛瑄以其笃实践履的学行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阅读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主的义理书中形成并实践其理学思想,并将其不断质疑、体悟的思考和实践形诸《读书录》一书。薛瑄《读书录》的著作及其学行实践显示,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没有阻碍明代经学的发展,反而成为推动明初思想异动的重要载体。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