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禹德不衰”探微

先秦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论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古史理论体系。其中,儒者常将禹、启父子作为“大同社会”结束和“小康社会”开始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康社会”并非儒者理想的社会阶段,儒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转变以及禹在其中的作用?如万章就直言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万章认为禹不将天下禅让给贤者,而以家天下取代了禅让制,导致“天下为公”降为“天下为家”。由此围绕着“禹德衰与否”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万章为代表的儒者,认为“禹德而衰”。另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则认为“禹德不衰”。朱熹在修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也认为“禹德不衰”,并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辩驳那些认为禹不能作为“孝子”“圣王”的言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展开论述。

朱熹对书院事业及图书版本馆藏的贡献——从首刻《四书章句集注》论及

论述了朱熹一生与书院的关系及对书院教育的重视。通过他对首刻《四书章句集注》,推进儒家学说传播,探讨了朱熹为丰富图书版本藏书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四书典故核》与《四书章句集注》关系考——兼论清代四书考据学和科举考试的关系

《四书典故核》是清代学者凌曙的早期著作,是书通过考据典制的方法,对四书文献进行研究,研究目的之一即准备应对科举考试。由于《四书章句集注》是科举考试中四书文应试的基础,所以《四书典故核》并没有激烈地反对朱熹集注。凌曙所作的工作可分为四个方面:考察朱注所本、纠正朱注之误、以考据辅翼义理以及补充朱注所阙。通过考察《四书典故核》的内容,可以进一步认识清代四书考据学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四书章句集注》“理”的思想浅析

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充分地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从世界观和伦理学角度来分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的思想,从中窥探他对"四书"中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

《四书章句集注》“谓之”用法浅析

《四书集注》运用的训诂术语非常丰富,各种术语用法渐趋完善。分析训诂术语"谓之"在《四书集注》中的一般用法和一般格式,并将其用法归纳为一般释义、说明原因、界说词义、词义辨析、微言大义、探求词源等六种。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有所认识,注解中有许多解释语法的例子,有对词类的认识,有对词组结构的分析,有对句法成分的认识,有对句式句型的分析。

元明时期白话的转折与渐进——以《大学直解》《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大学)词语比较为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许衡《大学直解》、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都曾对《大学》进行过解读,因他们分处于南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朝代,通过对这三部书《大学》篇所用词语异文的比较,能够直观地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文白词语的替代与转换,并借以观察一定历史时期内文白转型的趋势。

《四书章句集注》反切考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反切类目的分析发现,反切并非纯粹的注音术语,还具有以音辨义、辨明古今字、指明通假、表叶韵、明异文等作用。在朱熹的反切体系中,注音、析形、辨义的原则一以贯之。

近十年来大陆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综述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一部重要经典著作,该书对于阐述儒家道统,宋明儒学之"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学者对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研究从未中断过。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主要从训诂、思想内涵、学术精神等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

《四书章句集注》的假性注音音切

通过对《四书章句集注》注音材料的研究、分析,认为这些材料与被注字之间的关系复杂。这些注音材料大概有以下几种作用:指出被注字的异文、本字、通假字、同源字,辨析形近字等。

中华书局版《四书章句集注》点校释误

中华书局版《四书章句集注》广为研究者所接受。不过,此书点校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对朱子引文疏于上溯原文的考证;二是对《集注》中的"所谓……是也"判断句式、"亦""盖"句式、"故"字总结句式等注释体例有所忽视;三是存在对于朱子之言与引者之言不加区分及其他技术问题。上述问题导致该书的点校存在近50处错误。

浅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系统地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其内容广泛,主要以“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于一体的鸿篇巨作,其作为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为统治阶级统治百姓,控制百姓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中的政治学说相关理论更是探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依据。本文旨在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托,浅析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包括儒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其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法家治国理念的区别及融合等,希望能从新的角度,更加系统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

慎独中无法摆脱的“自欺阴影”——从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的阐释出发

“慎独”与“自欺”是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的重要概念。《大学》文本通过描绘一个小人与君子相遇的故事,来说明“慎独”与“自欺”的关系。历代注经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朱熹的以“知”解“独”说。从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的理解出发,可以解读出小人在遇到君子之前、遇到君子之时和对于“诚”状态的忽视而发生的三处自欺。故事在旁观者对于小人的共情当中结束。由于共情的发生机制,“慎独”作为一种工夫论具有了普遍性,同时也预示了第四处自欺的出现。面对难以摆脱的自欺状态,慎独的意义就在于直面自欺的现状并始终承认人处于“不诚”的可能之中。

朱子四书类著述二十一种版本述考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乃后代士子举业必读之书。官刻不绝,坊刻尤多,流传深广。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朱子四书类著述诸版本中仍有多种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名家批跋本。这些版本或有句读训解,有助于研读此书;或录有重要的批注跋文,可考原书流传原委;或版本较早,有校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