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

本文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将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事 件,整体地当作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现象来把所握,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深刻文化与社会原因,以及这一 过程带来的结果。

论对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历史叙述

小说史叙述原则包括:对小说史原貌的概括与揭示;对小说史过程、规律、特点的认知与表述;对小说史内容、意义的说明与评价。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叙述,在历史线索上,应注重正与反的双线结构;在历史观察上,则应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点。

20世纪50-60年代熊十力“中国哲学”观论析

熊十力治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坚持既定学术立场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有关中国哲学根本问题的各种论说,进行辩争、论证,并据此不断地改写其已成著作,完善其已有结论。20世纪50-60年代,面对全新的时代主题与学术环境,熊十力继续坚持他"确乎其不可拔"的中国哲学本位立场,高扬儒学,并归宗大易,依此成就"内圣外王"。在从学理上对唯物论、唯心论、科学万能论、"批孔"运动进行的一系列辩驳中,他的中国哲学观得以不断修正与完善,较之于新中国建立之前更为理性而客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哲学的学术之源是大易;中国哲学的根本特质是"心物不二"、"体用不二",不可以简单地用唯心论、唯物论来界定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现代科学同等重要,应相互资鉴;中国哲学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科学萌芽与民主精神,具备重要的现代价值;各时期的中国哲学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的基础即"道";中国哲学当代发展路径之基础是采用考古与继往开来的方法来阐扬中国传统哲学,同时融通诸学,等等。熊十力的中国哲学观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哲学观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熊十力的中国哲学观有不可避免的偏颇之处,但其对当时及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与重构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越南诗人素友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素友是越南20世纪著名诗人,越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他的诗歌被越南官方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是20世纪越南的“史诗”.20世纪50～60年代,在中越友好关系的影响下,一大批以素友诗歌为典型的越南文学作品在中国得到传播.这些越南文学作品传播到中国之后,在政治上加强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增进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在学术上则带动了中国的越南文学研究.

20世纪60年代 中国外交最“硬”时期镜鉴

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最强硬的时期进行评价，归根到底要看这种强硬外交所产生的效果好不好。1968年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新国画——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画的困境及其应对

新中国尚在筹备期的1949年4月，北京80余位画家在中山公园举行了“新国画展览会”，展出作品多为画家于北京解放后创作。该展览所用名称“新国画”乃徐悲鸿于1947年提出，是基于前20年来“绘画之进步”，建立“新国画”的构想——“既非改良，并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造化而己”，其意更多着眼于徐氏强调的“写实性”的绘画方法。

20世纪50、60年代包产到户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考察任何事物的变迁,首要的应透视推进或阻碍其变迁的关键因素。20世纪50、60年代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的思路紧密相联。当时党内囿于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及对农业合作化的不同理解,在发展农业的制度选择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其相互牵动、相互影响的结果使包产到户浮沉不定、几度变迁,并折射出深刻的政治学意义。

拖拉机的符号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梦

在首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于1949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之后,全国美术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年画创作运动。为了鼓励新年画的创作,文化部于1950年征集新年画作品,邀请专家及根据群众的意见,开先河地举行新年画评奖。5月,经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官员的最后审定,颁发了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共有25人获奖,其中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安林的《毛主席大阅兵》获甲等奖。

建筑师群体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以5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为例

文章对"20世纪50、60、7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群体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讨论,这种观察视角的选择是开放的,是带有我们所处时代语境特点的,是可以发展和演进的。同时,针对5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的特征分析了多个观察视角的逻辑,包括对话互动与自我审视、时代语境与历史意识、教育变革与知识结构、时间观念与范式转换、前辈影响与思考路径、实践策略与关注方向和职业环境与执业特征等,以期未必完整却能深刻地体现这批建筑师的所思所想所为之特征。

试论50—60年代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形态的生成与歧变

本文客观地考察了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形态的生成与歧变。在继承与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呼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的今时今地，探讨中国当代文论走过的这段路程，剖析它的得与失、正途与歧路，研究它的根性、深层结构等。

中国北方地区近50年来气温变化特征及其突变性

从1951-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特征来看。通过分析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景下,中国北方地区近50年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的增温态势十分明显;东北地区的增温大于西北和华北地区;日最低气温的增温比平均气温和日最高气温更加显著;冬季增温比夏季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大多发生了一次显著的变暖突变。9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的气温明显偏高。但是不同季节、不同区域气温的多年变化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及美学家蔡仪——答《凤凰大视野》记者问

我看美学“三国”问：20世纪50-60年代，在国内展开了一场美学大讨论。那么，这场讨论主要是在哪几派中进行的？它们各自所持观点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生活在别处——浅谈2003年消费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有相当影响的价值观,产生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消费主义带有了个性化的选择特征,符号化、象征化成为了消费文化的突出表现。符号价值与符号价值的映射被媒体对应编码,商品不再只是以实物状态表现,使得现今的消费有了复杂的寓意和暗示;在中国,消费主义也进入了建筑领域。不止于广告媒体和楼书的语言宣传,编码的能指范围深入建筑设计领域。过度追求奢华,强调外形的震撼力,去文脉的新文化主张,提供戏剧化的复古主义和欧陆生活欲望的设计,成为中国建筑在2003年迎合消费文化的一个响应动作,一再反复。在消费文化给建筑的积极影响一面之外,其痴迷于表达差异的特点对于城市文化多样性和真实性也有着消极的影响。

试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错误难以纠正的原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党内错误难以克服 ,究其原因 ,主要有如下方面 :中国人格化的权力结构 ,消解了纠正党内错误的主导力量 ;对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误解 ,阻碍了党组织纠正错误的内在功能的发挥 ;超凡魅力权威的影响 ,增加了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阻力 ;同体监督制约的弱化 ,缺乏纠正党内错误的必备动力 ;决策更正机制的滞后 。

图像记忆中的共和国往事——"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在深圳举办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于2004年10月13日在深圳开幕。展览共分为两个单元,分别为:"建设新中国:关山月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和"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共展出国内美术馆、美术学院及私人收藏的以"建设"为主题的中国画170件。

20世纪50～60年代马一浮“中国哲学”观论略

马一浮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精通理学、佛学、诗学，其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以其中国哲学观为核心的。学术界对于马一浮的研究多集中在其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国哲学思想，而对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相关研究甚少。本文主要分析马一浮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哲学观，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求马一浮“中国哲学”观与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

待细把江山图画——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关山月建设主题中国画略述

2004年10月13日,由陈履生、李伟铭、陈湘波策划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专题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开幕。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历史发展时期。当一个曾经创造过巨大辉煌而又刚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与苦难的古老民族终于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之时,它所能焕发出的激情与活力是怎么高估部不过分的。因此,“建设新中国”这一主题在主观上为刚从战乱中走出的广大中国画家求新求变、直面现实提供了最大的心理支撑,中国绘画史上新的一页也由此而揭开。山水画承担了原本由人物画所承担的“成教化,助人伦”,这种在绘画功能上的巨大转变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事实上这种转变并不始于1949年,它与20世纪之初“美术革命”号召以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超尘脱俗、遗世独立转而关注观实、试图以艺术干预现实生活,已成为当时大多数画家的一种自觉当然,在笔墨语言、审美追求等方面的诸多转变,也给画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有手足无措的尴尬,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奈,但他们毕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当时的部分作品有矫饰的成分,但面对傅抱石先生“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感叹和吴湖帆先生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其真诚与热情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如果对当时的中国画仅以“政治的图解”目之,则未免失之肤浅与片面了。那段火热的岁月已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在艺术终于得以在本体的范围内自由发展的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画家们所创造的辉煌,当然也包括他们所经历的尴尬与无奈,对于今天中国画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的启迪。

潘天寿博物馆级巨制《耕罢》亮相中国嘉德2017春季拍卖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潘天寿创作的全盛期，他创作出一批苍古高华、沉雄阔大的国画巨作，如《雁荡山花》《鹰石山花》等一批博物馆级的大幅作品，此件《耕罢》亦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艺术家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找到了可贵的连接点，展现出中国画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