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论史志目录编纂中的神话历史化——以《隋书·经籍志》为考察中心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史志目录,《隋志》在对“史部”“子部”书籍的分类与认识中表现出明显的神话历史化倾向。《隋志》《隋书》的编修中存在明显的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互动,而且这是唐初史书编纂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隋志》在其书籍分类方式中所表现出的神话历史化倾向渊源有自,与其对《七录》等目录分类方式的承继、唐初史书编纂的共同选择以及史官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史官意志与焦竑的小说观念及意义--以《国史·经籍志》的小说著录为中心

焦竑因强调"史之职"与"史之权",以史官意志与职责要求作为著书指导,希冀实现"阐明公道,昭示来兹"的目的。在这种思想作用下,《国史·经籍志》从史官学养与职责要求出发,对部类的源流、内涵及文教意义重新诠解,强调书目编纂对于引导"风尚""世道"以利于统治的重要性。这对焦竑的小说观及《国史·经籍志》的小说著录亦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致其以"史之职"为小说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学养,以"史之权"为小说作品内容应该体现的内涵。因此,焦竑认为子部小说家类作品,应承担起考订征信与政教启示等功用。且以此作为子部小说家类作品全部且唯一的内涵,较少关注其间的文体形态、审美内涵、娱乐消遣等其他方面。这种认识有别于今人的见解,有助于深入探讨明人的小说观念。

《国史经籍志》论略

《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书目之一,其编撰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变革和创新,以其体例严谨、类例详悉、著录丰富等显著特点和驳正前人谬误的学术批判精神,恢复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在明清之际和清代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肯定和广泛重视,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日益得到彰显。

由《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看起居注在六朝的发展

起居注这种史书形式在我国起源很早,正式名称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体系中把起居注单列一类,位于正史、古史、杂史、霸史之后,记录了从汉至隋之间的起居注共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其中汉魏六朝,尤其是六朝时期作品数量最多。起居注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其原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目录伟编,学术巨著——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我国古代的书目很多,但是唐代以前的,统统散佚了。只有《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因为它们是史书目录,载于《汉书》和《隋书》之中,保存了下来。这两部书目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因此前人对它们增补、考订、注释研究的很多。这里仅就它们在目录学和文化史方面的意义,进行议论,以就正于同志们。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李必忠我国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很重视历史事实的记载。商朝的甲骨文和两周的金文，虽然以记载当时的祭祀和战争为主，《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但从殷商的卜辞和周朝的钟鼎彝器的铭文看，在“祀”与“戎”以外的许多重要国家大事，...

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发展论纲

近来读经(目录学之经典如《汉志》、《隋志》)研史(目录学史之诸家论述),既深慨中国目录学遗产之丰富、内容之博大、影响之深远,又感叹史家评说之纷纭。倘能梳理一下,对若干理论意义彰明之作,以简明扼要之说明,自是功德无量之举也,然此亦非一日之功之易事也。今特对此稍作条理,写成提纲式的记录,非为创新,目的在于就正于同好。

易学文献原论（二）

易学文献原论（二）周玉山三、易籍的分类易籍分类的目的，就是要客观地反映易籍的学术流别和形式流别。如何对易籍进行准确恰当的分类，是历代目录学家长期探索的问题，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在他们的分类实践中便有了种种不伺的做法。首先让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