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国家认证能力:困境与前景--从社区“万能章”问题切入

当前的基层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社区“万能章”问题。表面上看,社区“万能章”是政府部门向基层自治组织转嫁事务和责任的结果,但本质上,这一问题缘于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认证“需求”同国家认证能力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认证能力是基础性的治理能力,而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对国家认证提出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在转型和改革阶段,基层社会具有流变性和不规则性,基层治理处于更迭和过渡时期,这使得国家认证面临诸多挑战。从国家认证能力的构成来看,基层治理领域的国家认证主要存在认证系统的统一程度不高、认证体系内部存在张力、认证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因此,完善国家认证的基本制度框架,清除认证体系的内部壁垒,提高认证机制的社会适应能力,应当是可行的国家认证能力建设路径。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困境与改革策略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自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财政职能有了全新的定位,其不仅是以经济为主体,还延伸到社会、政治等方面,逐渐成为地方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这种改革,也对财政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则对完善财政改革和明确现代财政治理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所面临的困境,从多角度提出改革策略,以期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进展监测

从治理效能角度出发,构建一套全面、科学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和53个三级指标组成。同时,依据政府官方文件、学者预测结果和趋势预测设定2035年的目标值,测算全国2013—2021年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展程度。研究发现,2021年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数达63.65,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已进程过半。此外,通过贡献分析发现在2013—2015年、2017—2019年和2019—2021年间,政治指标在所有指标中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贡献度最高。

浅析地方政府预算配置能力的治理意涵

预算配置在公共支出管理中处于核心环节,其决策模式与制度规范直接影响公共预算的治理成效。地方政府预算配置能力所反映出的公共需求变化及时识别与有效供给回应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意涵,是形塑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制度基础。将地方政府预算配置能力视为战略性联结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载体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预算资源错配、治理能力评价、预算配置决策三方面,具体阐释了地方政府预算配置能力与治理能力的内在关联;从预算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治理共识,以及资源配置原理与理性预算主义回归的视角剖析了增强地方政府预算配置能力的治理逻辑。最后,提出以预算配置能力形塑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具体改革路径。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行政责任伦理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就是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和优势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效推动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推行的过程中,存在行政人员的自利性与行政责任的公共性冲突、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间的价值性冲突、行政问责制度中情理问责与法理问责的冲突等困境,提出明确“他者”的逻辑起点、建立“负责任”的行政组织、优化制度的伦理化设计与运行等路径选择,推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参政党:主体、功能与能力分析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参政党是参加国家政权、协助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的政党。参政党与执政党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参政党的存在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参政党的价值在于辅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同盟者,发挥着咨政、辅政、督政功能。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发挥相应功能,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组织能力、代表能力等政党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核心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源治理能力和工具治理能力呈现正向作用。审计监督的揭示和纠偏功能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驱动作用,但审计揭示功能对协同治理能力的作用不明显。长三角地区应当重视发挥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时注重审计监督的激励约束功能。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下“地方法治竞争”范式的反思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建构受制于国家治理结构。“地方法治竞争”范式能否成立,需纳入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与观念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推动法治国家建构,实际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和实践难题,受限于观念上的工具主义法治观、体制结构中的一统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功能主义,这三者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根源。因此,探索法治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需深入国家治理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更新对法治理念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走出工具主义法治观,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下自上而下推动,逐步走向“治理主义”法治观,认知法治的治理功能,并且将“法律正义”视为一种公共产品。

应急慈善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的国家,历史上各种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塑造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应急慈善是慈善力量协助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而采取的一系列应急举措和处理方略,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应急慈善的作用日益凸显、方式日趋多元,与之相关的政策日臻完善。

论强国家能力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以乡村治理国家化实践逻辑为视角

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工作既要完成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也要广泛接触并动员群众,乡村治理既具有国家属性也具有基层属性。我国部分地方改革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技术手段运用,在强化国家治理下沉的同时,出现了基层治理自主性弱化的问题。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将强国家治理能力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积极的“三农”政策构成了乡村善治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要立足“三农”工作的基层性、复杂性和地区差异,善于利用惠农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做到政策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兼顾,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契合。

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及其当代价值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治理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的渊源。毛泽东着重从国家治理能力的力量格局、空间铺陈、方法手段三个层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能力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继承并发展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观。当前,应着重强化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制度、完善基层治理组织、创新治理手段方法,完善民主治理手段。

国家审计基于“制度+科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探究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有效的国家审计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程度的日新月异以及违法违纪手段的隐蔽多样,给国家审计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家审计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将“制度+科技”融入资金监控、权力监督、政策执行方面,通过公共资源在网上交易、公共资金在网上运行、公共监督在网上实施,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减少制度执行中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权力滥用和治理失效,提高制度执行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研究——基于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能力,不仅是实现既定管理目标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组织体系,对于区域内社会动员要素的随时调动、即时整合以及打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本,结合实践调研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应急社会动员能力的建设路径,即政府统筹协调推进应急法规建设和应急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各主体的应急安全素养,培育形成社会协同应急文化;利用数字技术平台在应急状态下有效整合人、财、物和信息等社会资源形成协同合力,共同参与应急管理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兼论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大国治理中,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国家治理结构,形成层级制治理和矩阵式治理两大模式。层级制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地方自主性膨胀对中央权威和国家制度的消解问题以及层级制固有的信息失真问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克服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产生的国家治理难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职能嵌入与服务嵌入:前者指中央在地方设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嵌入机构,实现中央政府职能向地方社会的下沉,在某些领域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后者指中央政府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虑,在地方社会设立的服务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民众提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做法不仅能够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还能实现更为有效的双向监督,这些无疑会大大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绩效,使政策制定和调整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有针对性。

“国家能力”视角下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治理经验与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在“国家能力”视角下梳理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治理历程、经验,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治理经历了孕育期、探索期、成果期三个时期。治理经验:强化多方联动,构建多主体治理格局;加强资源分配评估,保障资源合理利用;凸显人本价值,支持高性能体育系统运营;促进体育治理时效性,优化治理能力。启示: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强化绩效评价,提升全要素资源调配与评估水平;搭建人才培养框架,夯实人才培养基础;细化竞技体育治理规则,提升整体治理水平。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数据安全治理的困境及突围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安全治理的绩效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关于外部数据秩序强权、内部治理效能“天花板”以及技术“负”能等实践困境,亟待学界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挖掘,即数据跨境流动与主权边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数据安全治理调试能力与传统治理模式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工具自身悖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应增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的秩序保障能力,提升数据安全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重新审视技术与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从而探索更有效率的技术配置方式,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道义现实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公共外交

百年变局,百年潮涌,全球文明互鉴和中外人文交流深度发展,中国作为崛起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形象、故事亟须更多地方形象、故事的填充与发展,如何讲故事、树形象、谋发展面临更多挑战。本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的前提提出一个道义现实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框架,认为领导者作为驾驭全局的能动性要素,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进行命题,从国家形象视角、国家利益视角、话语权视角分析其要求,从概念范围、来源与切入点对其进行辨析,从指引方向、有效路径与现实检验对其培育进行研究,服务中国外交和地方发展大局。

地方善治能力:概念、框架与逻辑——以湖北省Y市市域治理创新为例

地方善治能力是国家善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地方共建共治共享,从而助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特定地方行政辖区内,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领导多元主体进行有效治理。基于“价值—资源—行动”的能力建设框架,对市域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地方善治能力是在共同价值目标牵引下,政府将强大的治理资源落到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中并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参与而形成的,其核心逻辑是党的政治引领、组织整合和激励动员机制。着眼于提升地方善治能力,要在党建引领下,进一步统筹推进地方政府纵向贯通连接社会和社区、横向整合多元主体工作。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分析范式

现代国家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命题。西方比较政治学价值导向下所构造的“现代化”“民主化”话语概念,难以解释现代国家建设,甚至还会引发政治衰败和政体崩溃。“国家治理”作为比较政治学话语概念的“中国方案”,符合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和实践,其衍生的理论分析范式“国家治理能力”更适合被用来阐释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衡量标准由“意识形态认同”决定的体制吸纳能力和体制濡化能力,“社会结构平等”决定的制度汲取能力和制度整合能力,“官僚意志自主”决定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政策回应能力共同构成,并能够在案例检验基础上成为一个比较现代国家建设的“通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