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1938年1月11日至1939年1月29日《国民公报》的15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1938年6月24日、25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937-1938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1938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

“虚虚实实＂--从《国民公报》看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政治讽刺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焦点一直放在精英思想如何影响了政治,但对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则研究甚少。对《国民公报》的政治讽刺专栏"虚虚实实"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转型。"虚虚实实"在民初成都的出现,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成为当时政治表达的空间。人们不得不使用这样一种间接的方法,批评政府及其政策。通过使用许多幽默的故事,这个专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了严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样不仅避免惹怒地方政府,还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个专栏涉及到各种主题,从战争、军阀、暴力,到城乡差距、社会习俗、新旧文化冲突。从本专栏的这些短文,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其他政治运动,导致了政局不稳,也促使城市市民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

重识1918—1919年新旧戏论争

发生于1918年到1919年初之间的新旧戏论争,其全貌和意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了解和认识。通过梳理参与论争者的言行,发现这次论争的意义在于它是《新青年》同人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同人加深了对于旧戏的认识,深入戏剧改良问题,并形成了“易卜生主义”;它是新文化阵营扩大的契机,参与论争的各方在争夺同盟者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同人构造的新文化阵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得到扩大;它也是同人内部分裂的开端,钱玄同和胡适的分歧造成同人的初步分化;同时,它还暴露了同人的态度对争论的限制,也暴露了他们文化观念方面存在的缺陷。由此可知,新旧戏论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论争,是一种超越戏剧论争的“文化事件”。

响应与批评:五四运动前蓝公武与《新青年》同人的互动

蓝公武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其所主编的《国民公报》活跃于新文化运动,但在既有研究中仍处于"失语"状态。五四运动前,蓝公武的言论重心从具体的政治讨论转向思想界,对《国民公报》进行改良,积极响应新思潮,与《新青年》同人的主张虽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质素。在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互动中,《国民公报》完成了论域与身份的转换,从"政党作用的报纸"蜕变为思想革新的阵地。同时,蓝公武对《新青年》同人尤其是钱玄同的批评,既改变了《新青年》内部的关系,也部分改变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

拉广告悲喜录

1947年夏天,离开重庆市一中后,我去找陶敬之,他这是《国民公报》的副经理,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帮我找个饭碗。老陶说: “我这个副经理,只管营业部,管不了编辑部,”我说:帮你拉广告总可以吧,老陶说:“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我说,没有关系。当编辑我才不干呢,又费脑筋,责任又重,拉广告又好玩,钱又多。老陶笑着说: “我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说清楚没有工资啊。”我说不要紧,只要找个住的地方就行,老陶叫我明天上午到报社来。

我国3-6岁幼儿身体素质动态变化特征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3-6岁幼儿身体素质动态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我国3-6岁幼儿身体素质总体状况堪忧。同时期不同年龄段,除坐位体前屈外,其它指标存在自然增长现象;不同时期同年龄段,除立定跳远和双脚连续跳增长外,其它指标无变化或存在下降趋势。幼儿身体素质下降主要受教育制度和传统思想、缺少强有力的幼儿体育政策、学校政策执行力不够、缺乏以运动游戏为主的幼儿体育课程、缺乏体育师资等影响。建议:加强政府指导和干预作用;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加强幼儿体育政策执行力度;解放思想,让孩子玩出个性;开发发展适宜性幼儿运动课程;加强幼儿体育师资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