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引《国语》考述——《册府元龟》引书系列研究之三

借助计算机辅助研究和Python语言编程技术对《册府元龟》引书进行穷尽式统计与分析,可有效解决《册府元龟》“引文不注出处”的历史问题。基于《册府元龟》与《国语》的数字化文本,经过全文比对并辅以人工处理,得到完整的《册府元龟》引《国语》数据库。通过引文特征分析,可大致推断《册府元龟》引《国语》所据底本当为公序本,或极有可能大量参照了公序本。对《册府元龟》引《国语》异文的考辨,可为进一步完善校订本《册府元龟》提供参考。计算机辅助研究方法的应用对于引书研究及文献校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国语》的叙事及其蕴含的道德史观(上)

《国语》是中华原典之一。关于它的叙事,近年来学术界大多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给予研究。我们认为,叙事研究不能局限于方法和技巧,而应深入历史文化领域。《国语》的叙事可从下面四个方面略作分析。其一,选材。西周春秋史事浩繁,题材广泛,《国语》的母题却偏重箴谏,多数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这个母题,表达了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其二,修辞。最具代表性的是定性语词的使用:例一,以“谏”字为标识的箴谏故事都蕴含着“谏曰—不听”结构,很有张力,读者会在审美享受的同时得到伦理道德的熏陶;例二,用“虐”字给认定为反派的人物及其故事确定基调,彰显了道德评判的力量。但这样的修辞手段会严重阻碍人们从经济社会根源上揭示历史的本质。其三,引述。引用古圣时贤成为增强说服力的重要手段。西周和春秋前期,特别是周、鲁、郑等周文化传统深厚的邦国,引用《诗》《书》等较多;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楚、吴、越等华夏化邦国,引用典籍较少,而历史论证和现实分析居多,可以看出历史的阶段性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其四,评论。某些故事叙述完毕,作者会用“君子曰”“仲尼曰”“孔丘曰”“某大夫曰”等来臧否人物、评论事件,说明少数“德行高尚”的精英人士的话语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之,《国语》的叙事表现了鲜明的道德色彩,抒发的是高级贵族阶层的利益诉求,与后世的所谓贵族共和精神多有相合之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历来为士人所传诵。

《国语》“魁陵”韦注疏证——兼论“块阜”“魁父”“?府”“瘣腐”非同源联绵词

《国语》“魁陵”之“魁”韦昭注为“小阜”,即小土丘,前人多有异议,或认为“魁”为假借字,或认为“小”是“川”之讹。通过考察“魁”的词义系统,文章认为“土丘”义是由其食勺义引申而来,“小”义由语境产生。“魁陵”同义并列复合,义为小土丘。《淮南子》“块(魁)阜”高诱注为“小山”,“魁陵”与“块(魁)阜”意义、语境及构词方式均同,韦注、高注异曲同工。前人异说不可信。“块阜”“魁父”“?府”“瘣腐”是一组异形词,并非如史杰鹏所说是同源联绵词。

《国语》之工匠文化研究

《国语》为了解先秦工匠文化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国语》中的“工”具有职官统称、工官、手工业者、乐师等丰富意涵,揭示了当时工匠之亦工亦官的身份属性。而“工”之职官展示的工官种类的多样化面向,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官管理系统。《国语》中亦展现了工匠身份的两种类别、匠技的世传属性、匠作的生态属性等微观的工匠生活。在此基础上,《国语》还呈现了工匠文化与礼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礼文化如同一个隐形指挥棒,驱动或者规约匠作活动,反过来匠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并影响礼文化。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国语·晋语二》“怀挟缨纕”新解

《国语·晋语二》“亡人之所怀挟缨纕以望君之尘垢者”一般认为是完整的一句话,本文由“者”字入手分析它的成分,认为它只是一个名词性短语,充当“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的主语,因此旧注“缨”为“马缨”,“纕”为“马腹带”并不可靠。本文认为“缨”是“系绕”之意,“纕”活用为动词,作“系挂、佩带”讲。

《國語·周語》王引之《經義述聞》商兑

《國語》向爲《春秋外傳》,與《左傳》互爲表裏,而韋昭(204—273)《國語注》是權威訓解。清代樸學大盛,高郵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爲乾嘉巨擘,其《經義述聞》乃二王經學研究巔峰之作,影響極爲深遠。其中《國語》兩卷,就韋《注》之不足與其未及者,多予補正,其見精審,實發前人之未發,故深受學者推重。然細察王氏父子之訓釋,於文義理解、字形掌握或語法分析等,均有不周之處。今就《周語》諸條,擇其可議者略申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左传》《国语》所见旧有繇辞及临时自撰繇辞考辨

所谓繇辞,狭义上来讲就是押韵的卜筮辞。《左传》《国语》所见的非《周易》繇辞,可以从创作性质上分为旧有繇辞和临时自撰繇辞。前者是在某次占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繇辞,占卜之后可以依照使用,共九例。后者即卜筮者在某次占卜后临时创造的繇辞,共五例。将二者置于其本身的使用和制作情境中考察,可知繇辞是应卜筮需要而产生的,早期繇辞制作的历史是一部在具体的卜筮场景中不断承袭、改编与创新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作者的文体意识逐渐清晰,企图创作出一种整齐的韵语繇辞,而在汉代文士的著作中也能找寻到这种制作方法和文体意识的传承。

从《国语》与韦昭注的对比看汉语的双音化

韦昭注对《国语》的训释展示了汉语词汇从单音走向多音(主要是双音)的发展轨迹,具体表现为在直训中把单音词训释为双音词;在串译的过程中把原文的单音词变成双音词两个方面。韦昭注中的双音训释词从构词方式来看,主要是同义、类义联用式复合词。从原文和释文的对比来描写汉语的双音化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相关的问题。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

《左传》、《国语》的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思想是在春秋理性与迷信交织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重的时代思想烙印。它记载了心疾、无慧和童昏等生理性心理疾病,描述了顽、贪惏无厌和好洁等心理性心理疾病,并对生理性与心理性心理疾病的关联有理性认识;分别论述和总结了情绪、神志等生命力、行为乃至人格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包含"视正听和"、日常行动不"壹"、分业居住、教育和"节"制是达到和保持心理健康途径的思想。这些对今天心理健康建设具有可贵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两岸读音比较研究——基于《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和《现代汉语词典》

本文标注和比较了《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修订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读音情况。统计发现,两者收录相同的字有8270个,其中读音相同字有7190个,不相同字有1080个。本文从声调、声母、韵母以及它们的组合和多音字等方面对不同读音进行比较,分析了多音字读音差异原因,并对两岸审音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公序本《国语》“我先世后稷”文证是

传世《国语》，自宋代以来，俱为三国孙吴韦昭注本。北宋时人宋庠讲述说：“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於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其传世版本有两大系统：一为宋庠校本，附宋氏自撰《国语补音》三卷於全书之末，因宋庠字公序，後世习称“公序本”或“宋公序本”；

从重复叙事看《国语》的口头讲诵性质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散文,《晋语》《齐语》《吴语》《越语》四语中出现了大量程式化的重复叙事,涉及到语言、动作,可以分为语言重复和行为重复两种类型。语言重复按照人物和时间,又可以分为同人同时、同人异时、异人异时三种情况。同人同时就是人物A和B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只有一次对话,对话中的x结构重复了n次;同人异时是在A和B之间,时间经过n段,对话中的x结构重复了n次;异人异时是A和B的对话,分别在A和C、A和D之间重复,人物的替换暗示了叙事场景和时间的转换。行为重复指人物A和B的行为s,分别在A和C、A和D之间重复。瞽史通过讲诵的方式叙述历史,常用重复叙事的手法来记忆历史事件、嘉言善语。通过对《晋语》《齐语》《吴语》《越语》重复叙事进行分析,证明了这四语保留了口头讲诵的痕迹,是瞽史讲诵的记录本。

《国语》“武王伐殷”天象检讨——兼论江晓原、钮卫星之《回天》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七律对 ,是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较早也较完备的记述 ,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该文在分析此文献及韦昭注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隐藏着但为前人忽略的重大天象———水星的逆行 ,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江晓原、钮卫星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推算结果 ;同时 ,指出了江、钮二人的个别武断失察或有意规避之处 ,特别是其对于“岁在北方”记载的决然拒斥 ,认为其实大可不必 ,即与其结论并非完全不能调和 ;此外 ,该文不仅给出了江、钮二人所列前人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44种异说”之外的第 45种说法———即明黄道周的戊子岁 (前1 0 53年 )之说 ,而且剖析了伶州鸠之言尤其是韦昭注的某些不洽乃至错漏 ,进而提出了“辰在斗柄”至少是“辰在戌上”

《国语》《国策》中的疑问句

本文从下列四方面研究了《国语》《国策》二书中的疑问句：（一）用单词帮助发问的句子：指明二书是用哪些疑问词进行发问的，论证了各个疑问词的使用规律，并比较了二书疑问词的异同。（二）用结构帮助发问的句子：证明二书是用哪些结构进行发问的。（三）疑问句分类：二书疑问句可分为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委婉问、反问五种。

《国语》宋公序本刊刻考

一、公序本系统 宋代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国语》曾被多次刊刻印行，而多属公序本系统，今天已知存世的五部宋刻《国语》①均为此一系统，故公序本刊刻情况值得特别注意。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

作为先秦语体史书的典范,《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其叙事艺术的研究由对某些篇章的肯定到对整体叙事本质的确认,人物塑造艺术的研究从塑造方式、形象内涵到原型意义的逐步深化,语言艺术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这些都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析“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关于《国语》的研究 ,学界一直集中在讨论其作者和成书的问题。近年来 ,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评价有些进展 ,但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其著书笔法问题。本文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 ,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