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正次《国语学通考》(1931):日本昭和初期国语学建构

日本安藤正次《国语学通考》(1931)明显不同于上田万年《国语のため》(1897)与《国语学の十讲》(1916),研究理论与方法已经相当成熟,其成就为:对国语学对象及概念内涵有所界定,从理论上将国语学范畴化,由此,给进一步研究相关学术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先决条件;构筑国语学体系,使得国语学研究框架得到完善,梳理其内部各种关系与职责;具有强烈的理论与方法论意识,研究的操作程序与方式科学有序;国语文献学基础雄厚,让人感到,其国学的"功力"非同一般;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安藤正次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史的国语学"研究,在《国语学通考》中,有所突破;学术视野开阔,吸取国内外新的国语学学术信息,引证文献十分丰富,使得其国语学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语学的最高学术水平;在许多日本国语学者"大东亚国语学意识"甚嚣尘上之际,安藤正次算是比较冷静地看待日本"国语"的作用的。《国语学通考》与中国等国家国语学著作具有清楚的"相通性",但对中国学术在日本国语学中所应该具有的作用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