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方法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

全球文化方法在学术界已经是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重点是关注以正在形成的一体化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文化对民族认同所造成的问题;更为关注有关正在出现的全球意识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牵涉的全球共同体、全球管理和全球安全。而随着国际文化关系在国际社会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冲突、整合与交融对国际关系带来的重大影响,而全球文化方法则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拓展了一个新的视域。

国际关系伦理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文将初步探讨国际关系伦理学的定义以及主要议题。国际关系伦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并且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主要分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它的主题。随着新的国际关系的转型,国际关系伦理学的研究重点也会随着改变。本文概述了其主要研究手段,以期引起对这门新学科的兴趣。

大数据革命与国际关系研究——一种研究方法视角

本文认为,大数据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全体数据的关联分析,可处理复杂巨系统,在方法论层次实现系统论和还原论的结合,在研究法层次建立数据驱动型范式,在研究技术层次快速得出可靠结果。

混合方法: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行选择

一、国关学界研究方法现状近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应用方法进行高质量研究方面取得了迅猛进展。不同于20多年前学界对于研究方法多为探究方法必要性的态度,当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应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质量。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种过程分析——以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为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提出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和理论、加以检验、得出结论,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过程。其在文章中提出的研究理念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方法上有所启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战争的原因及预防———这一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方法论的启示

历史学与政治学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与目标、假设条件与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在对象与目标上,有特殊规律还是一般规律、叙述性解释还是理论性解释等的差异;在假设条件上,有时空条件还是分析标准的差异。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历史学与政治学都有很多东西值得对方借鉴。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缺失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为此，王逸舟教授认为，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其次要在一些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

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研究

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一文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指出：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整体上欧美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

国际关系研究中哲学方法的方法论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先生在所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情况。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总结，这些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哲学层次，第二个是学科层次，第三个是具体方法的层次。他指出，除本体论和认识论外，在方法论的哲学层面，人们的研究往往还涉及整体主义（holism）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分歧。这两者的争论，既涉及本体论问题，也涉及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在于事物的本原，即事物属性是由它的整体还是由它的组成部分（个体）决定的。在认识论的问题上，两者的分歧在于对事物的解释途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六种全国外交、国际关系核心期刊 4年 ( 1995 -1998)中发表文章的实证统计 ,证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活动并不活跃 ,现状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 ;在研究方法上 ,研究人员尚没有摆脱对历史研究的依赖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有待加强。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西方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方法有其优点,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对中国易经中的思维方法给予高度重视,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所谓中国特色的研究,应在思维方法中有所体现。对东亚和国际体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大国兴衰、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等问题,可以尝试着用易经的整体思维方法作出新的解释。

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证研究

1.问:能否谈谈您对社会科学的认识?阎学通(以下简称“阎”):在我国,当你们谈起社会科学,主要是强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较少讨论两者都是科学,他们的共性是什么。我以为,社会科学无论与自然科学有多大的区别,首先得具备科学的最基本特征,否则就名不符实。实证、逻辑自恰和可重复是科学的最基本特征。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有科学方法和传统方法之分。科学方法是指与传统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这种区分不是说传统研究方法不科学,而是说传统的研究方法不能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基本特征。

对国际工运研究方法的再认识

我国国际工运研究长期受到“左”的干扰,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国际工运的方法有过不少教条主义的曲解,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关于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蓝领工人相对减少和白领工人相对增加。这种变化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料到的。那么,能不能由此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了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