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绿色条款的完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关涉环境保护的条款就是绿色条款。这些绿色条款在第8条关于战争罪的规定当中尤为明显。战争罪中的绿色条款不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还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涵盖了对人文环境的保护。除了第8条,在第6条和第7条中也存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这些绿色条款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忽视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能力以及对环境保护力度低等。这些问题应当在以后的缔约国大会上予以关注和修正。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修正与适用实践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至今已历25年,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实践成就却似乎乏善可陈,不仅受理的案件寥寥无几,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批评尤为尖锐。25年来,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进行了重大修正,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罪定义与适用范围的修正案;在该规约中增添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对驱逐出境罪作了扩大解释并创造性适用了间接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扩大法院的管辖权;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并认定了该原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对被害人参与作出了有益的实践。不难预测,国际刑事法院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管辖权并加强国际刑法的执行力,特别是对非缔约国而言,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犯罪构成要件刍议——以危害人类罪作为样本

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犯罪的规定各不相同,但其犯罪规定中所涵盖的成立犯罪的要件(犯罪要素)却大体相当。这种认识对象与内容的相通,正是国际犯罪概念和国际刑事司法审判活动及其机构产生的基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具体包括四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罗马规约》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采用规约规定与《犯罪要件》细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在国际刑法领域实现法治化作出了有益的创新,开辟了国际刑事司法的新纪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关系论——《罗马规约》的妥协性规定评析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的关系,《罗马规约》作出了妥协性的规定,二者的关系既表现为平等与协作,又反映出相互间的适度制约。这种妥协性的规定反映了国际社会现实,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职能与安理会政治职能的相对分离和互动,具有现实合理性。

论《罗马规约》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作了规定。但《罗马规约》的规定也产生了一系列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如《罗马规约》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 ,与其他国际公约的冲突 ,以及《罗马公约》产生的安理会与非安理会的冲突等 ,只有解决好这些冲突 。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若干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或称《罗马规约》)主要得到了欧洲联盟等国家的支持,但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内都对它持否定、怀疑态度,尤其是该规约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德国等少数国家意图利用国际刑事法院以达到其自身目的。它的规定有悖于二战后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疑难的问题。虽然ICC被描述为独立于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但《罗马规约》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于是,条约的条款对联合国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构成任何挑战。该法院甚至赋予自己对非缔约国也享有管辖权,该法院寻求或威胁行使管辖权就很可能会为ICC缔约国干涉非缔约国的内部事务提供机会。此外,该法院的财政体制也存在问题。

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规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刑事法律中,不但存在这一原则的缺位,而且有许多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内涵相违背的规定。在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思考。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6条的适用及评析

安理会通过的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6条的三个决议始终伴随着安理会内部及国际社会各方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分析该条款的适用情况及实践中存在的质疑,追溯其起草历史,分析适用该条款应当注意的问题,对正确适用第16条具有重要意义。

从《罗马规约》看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国际刑法的核心文件。《罗马规约》在序言和第一条便规定对国际刑事犯罪的管辖为国内刑事管辖的补充管辖,但是签署条约之时就有国家认为其中部分规定侵犯了国家主权而投反对票,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超越国家与民族层面的管辖审判更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非议。本文从《罗马规约》条文入手,分析国际刑事法院补充管辖与相对国家主权的相容性和协调性,肯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地位和处理严重犯罪的权威意义。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论战争罪的完善——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iv)条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是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战争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解读,其中的第(2)(b)(iv)项内容规定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和重视。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分析,第8(2)(b)(iv)条的规定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这种基本立场存在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误解,不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新发展,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可以从添加过失要件、完善对严重损害自然环境标准的认定、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扩大适用范围等方面对现有战争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完善。这种完善不但有利于在理论上实现环境伦理学对国际环境保护有关条约的发展,还有利于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意义

《罗马规约》的通过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与《联合国宪章》正义、和平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在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罗马规约》为国际化法治进程提供了发展契机。对于惩治已然犯罪的实然性、威慑未然犯罪的应然性方面 ,新诞生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缺失的弥补 ,会成为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最佳法律武器。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属性

自 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后 ,围绕管辖权属性问题的争辩始终没有休止。实际上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多维性体现了主权与人权国际保护的逻辑延伸。透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容上的多维性特征可见 ,《罗马规约》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游弋于补充性和普遍性与强制性之间 ,体现了适用上的多角度、多层次和多维空间。这种多维特征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辅相成 ,充分显示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 ,当被控国际罪行的程序逐渐制度化时 ,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机制也会更加公正。

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人犯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移交制度有别于国家间的引渡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各国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移交合作的过程中,既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国虽然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也可能会遇到与向该法院移交人犯有关的合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了解移交制度基础上,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研究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对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和国际刑法的发展

2002年4月11日,可谓是标志着国际刑法新发展的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有9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使得批准该<规约>的国家从57个增加到了66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126条规定,有60个国家批准这些规约,它就能生效.生效的时间,则从第60个国家批准那天以后两个月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即2002年7月1日开始.

析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理由和举措

2002年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作,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的犯罪人不再能够逃脱国际刑事责任。然而,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却也因此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始了强烈反对,一切可以想到和做到的阻挠措施均已被采取。美国反对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其理由和举措不符合联合国宗旨和正义原则。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正义结构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及其基本文件《罗马规约》的通过,标志着对于国际性刑事犯罪的管辖和处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证实正义理论的尝试性突破在国际司法正义实现的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由正义与司法正义两者之间的联系凸显司法正义在实现正义过程的重要地位,而承载着实现国际司法正义重要使命的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其成立目的、机构运行的司法独立性质、法学理论视角下矫正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充分结合使其在体现司法正义方面更优于以往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保障机制及其借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正式生效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规约》及其附件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包括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知情权、人身权和隐私权获得保护的权利及获得赔偿的权利等,具有全面性、充分性及保障性的特点。考察国际刑事法院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措施,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国际刑事法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权

国家安全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采用传统的军事打击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国际社会一直希望能在国际法律层面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管辖、审判与惩治。《罗马规约》明确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管辖权,但没有具体规定对恐怖主义罪的管辖权。把恐怖主义罪作为一个罪名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将在法律上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