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上诉机制改革新动向及中国因应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裁决不一致和缺乏纠错机制、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缺失、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和国内规制权等固有缺陷引发各界诟病。为克服ISDS机制上述弊端,各界将建立ISDS上诉机制作为主要改革方向,主要有:国际投资法院上诉机制、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特设上诉机制等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在性质特征、主要内容、优缺点、可实现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我国应基于“双重大国”身份以及缔约、仲裁实践,积极利用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的平台推动常设多边上诉机制,并探索设立“一带一路”常设上诉机制,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策略

当前中国与中亚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WTO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仲裁机制和双边投资协定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均存在着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难以成为区域内普遍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中亚各国具备建立区域范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构建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要注重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性,对东道国国内司法管辖及穷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抑制,并确立区域内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冲突。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欧盟国际投资法庭制度的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体量庞大。如何维护我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权益和投资安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重要规则,是在国际法层面保护我国投资安全的重要方式。欧盟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批评和质疑,创造性地提出国际投资法庭制度,并将其运用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我国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以构建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目标,立足于"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建立兼具协调统一和开放包容特点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多元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体系下国家联络点(NCP)机制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对国家联络点(National Contact Points,NCP)机制的关注度逐渐提高,NCP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备受瞩目。目前我国虽不是《跨国企业准则》的成员国,但从NCP这一机制的设立和发展来看,这是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加强在这一问题上与国际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一个良好途径。鉴于此,通过"布鲁利玛案"(Bralima)对NCP机制的处理原则、处理程序等进行阐述、分析,进而从NCP机制的认知度、NCP处理纠纷的态度、NCP之间的协调性、企业的非协作性等层面检讨其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同时为我国未来确立NCP机制提供借鉴。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比较而言,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解决投资争议的国际中心(ICSID) 更具优越性, 体现了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的发展。另外,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有可能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

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ISDS)面临着重大变革,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改革派主张、改良派主张、拒斥派主张等数种变革方案。随着双向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以及涉华案例的增多,中国有必要重新对ISDS机制进行选择。针对现行ISDS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已有变革方案的不足,结合中国在ISDS机制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诉求,应当从改良ISDS机制本身、升级ISDS机制所根植的IIAs内容以及完善其他配套机制等方面对ISDS机制提出中国范式,推进甚至引领新一代ISDS机制乃至国际投资规则的建构。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数量的激增,提交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其中,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中投资仲裁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在不断遭到各国的质疑。为了追求各自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最大利益,站在各自的立场,各国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上诉机制是否构建问题。作为资本输入与输出双向投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到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之中,提出中国方案,借鉴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上诉机构来构建“初审仲裁+上诉机制”的解决路径,在不同改革方案之间发挥大国协调作用。

“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思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与推进,沿线国家间经贸往来日益深入与密切。由于国家间的文化、现行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现有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新格局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现有国际社会中具代表性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设想。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改革:不同方案的对话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改革:不同方案的对话”国际高端研讨会于2019年9月15~16日在西安举行。此次会议由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投资仲裁常设论坛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西安国际港务区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承办,亦系欧亚经济论坛法治分论坛暨中国国际投资仲裁常设论坛首届年会。

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可行性研究

国际投资仲裁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机制,从诞生至今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和投资者的普遍接受。然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多,该制度存在的不足逐渐显现。目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探索改革投资仲裁制度的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尽管在当前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下建立多边上诉机制面临挑战,但上诉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毛里求斯公约》所带来的以多边文书修改双边条约的成功经验让上诉机制的建立成为必要且可行。目前我国已经提交了主张建立常设上诉机制的立场文件,在未来投资争端解决制度改革过程中也需要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东道国法院主体地位的缺失与回归

为促进投资自由化,东道国法院让位于国际投资仲裁。表现为ISDS条款的设计逻辑以选择类为主、仲裁庭对管辖权采取扩张解释,二者的重叠效应使东道国法院在ISDS机制中失去主体地位。而以价值视角深入剖析其合理性,发现秩序价值的存续以公正价值、自由价值、效率价值的偏移为代价,引发诸如忽视投资者社会责任、增加东道国被诉可能性及国内法院失去竞争优势的后果,阻碍了国际投资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回归东道国法院主体地位应采用时间顺序类ISDS条款,并细化管辖权同意方式的条件;提高东道国法院的竞争力,构建“良法”的理论检验体系并以此为标准一体化地适用国内法与国际法,保证国内法院处理投资纠纷的中立性、专业性与开放性;我国的ISDS条款应具保守特征与针对性,以合作开放、共建共享的态度塑造国内法院的国际司法能力。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设计投资仲裁机制的初衷是以非政治化方式解决争端,但在实践中往往成为跨国公司挑战东道国政策措施的手段,所以澳大利亚等国目前不再纳入上述条款。可以通过设立上诉机构、常设国际投资法院以及引入调解等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改革投资仲裁制度。我国也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应用于上海自贸区的争端解决实践。

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研究

法庭之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庭之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世界非政府组织运用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与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同,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获得了NAFTA仲裁庭和ICSID仲裁庭更多的支持。如何看待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中国接受投资法院争端解决机制条款之研究

在目前已经进行的十六轮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中欧双方在ISDS机制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欧盟在提出建立国际投资法院制度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投资章节草案时曾经指出,该投资章节草案不仅适用于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而且还将适用于欧盟与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将进行的谈判。若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提出,现阶段不宜贸然接受投资法院提议。但这并不代表永远不接受,投资法院是国际投资制度化发展无法避免的结果,更加符合国际投资法治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国际投资谈判和争端解决的过程中充分积累经验、提升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话语权,早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SDS条款,为日后接受投资法院争端解决机制条款努力。

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实践、问题与建议

NAFTA实施十年来,已有32件“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在实际案例的仲裁中,仲裁法庭对传统的概念有新的解释,同时,各仲裁法庭对一些实质性标准的解释互有矛盾。这反映了该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在程序、机构和条款解释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我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地位及解决措施

近年来,为了适应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大趋势,中国的"引进来"战略依然走的坚定不移。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和作为东道国的中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也随之增多,国际投资争端相继涌现。本文从传统和当前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主要采取的手段,分析东道国当地救济,国际投资仲裁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我国处于该被动地位的原因的剖析,试图为在国际投资争端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寻求更具优势的解决途径,谋求国家间利益的适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