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规民约的道德审视——以《圣谕广训》为核心

清代乡规民约的具体内容虽较以往的乡规民约更为细致、具体,但没有实质性突破,这在清代乡规民约的典范之作《圣谕广训》中可见一斑。道德主体关系、经济生产伦理、社会秩序伦理等仍是其主体内容,只是它在执行层面开创了皇权御用制度化的先河。清代乡规民约的御用属性使其工具化、形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清代之前的乡规民约主要是通过道德观念、教化理念来引导村民,而清代的《圣谕广训》等乡规民约却假借道德,实质上依靠刑罚礼制来进行规约,基本丧失了乡规民约的属性,直至清朝晚期乡约局的设立才逐步使乡规民约复归其本真样态。尽管如此,清代关于乡规民约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乡规民约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和乡土文化特色。

《阅微草堂笔记》对《圣谕广训》的阐绎

顺治帝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康熙帝发展为"上谕十六条",向全国颁布。雍正帝对其逐条解释,形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颁行天下,终于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圣谕广训》是清朝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阅微草堂笔记》对《圣谕广训》作了形象化的阐释,用故事告诉大家应该尽孝。

敦风厉俗:清代《圣谕广训》施行措施的考察与启示

当代中国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须重视历史经验。清代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承载了清代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清代围绕"圣谕十六条"展开的"圣谕宣讲"是清代普及、宣传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清代"圣谕宣讲"采取了"朔望"宣讲、"图事"宣讲、"通俗"宣讲、"合律"宣讲等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宣传取得了一定效果。当国家情势发生变化时,这些逐渐固化的措施未能相应调整,使得"圣谕宣讲"日益松弛,流于形式。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宣讲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不可忽视。

晚清来华传教士中国法律观的“变”与“常”——以理雅各《圣谕广训》译介为中心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是19世纪中叶以后,来华西人中最谙熟中国典籍者。连载于《中国评论》的理雅各《圣谕广训》译介研究,颇具法学研究价值。他从清代中国的立法、司法、守法等角度细致描绘了其法律观,认为中国的法律有优点亦有缺点,但总的来说与"基督教文明国家"仍有差距。尽管以其为代表的来华西人群体看待中国问题时立场更趋客观,亦对中国法律的态度发生有限度转向,但是,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论"的影响,仍无法对异教国家作出全然客观的评价。

四库“提要”对《圣谕广训》的历史书写--基于学术与政治视角的考察

《圣谕广训》一书由“序”“目录”“正文”三部分构成,《荟要》本、“阁本”《广训》由“序”“提要”“目录”“正文”四部分呈现。无论是雍正帝亲撰的“序”,还是乾隆帝钦定的“提要”,均反映了清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由于撰写、删润与“换写”等原因,现存世的各本“提要”文字不尽相同。联及清室的“法祖”传统,四库馆臣笔下各“提要”对《广训》的书写,很好地揭示“提要”证“序”背后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内涵。

晁德莅与清代《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作为19世纪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入门材料,清代雍正年间颁行的《圣谕广训》以及此后出现的白话衍说类文本《圣谕广训衍》或《圣谕广训直解》曾被多次译成外语。一般认为,跟《圣谕》相关的这些材料多为新教传教士所采用,原因在于其语言风格、宣讲形式,以及道德教化内容等,皆可以给他们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宣讲策略提供＂在地＂的文化参照。然而,有关《圣谕广训》的学习材料也曾出现在天主教传教士编选的中文—拉丁文对照学习课程中,这是前人研究中未曾讨论到的。在19世纪中后期担任上海徐汇公学教务长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编写的五卷本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国文化教程》,1879~1883）中,雍正年间的白话文《圣谕广训衍》全本十六条被译成拉丁文位列首卷首篇。这一学习路径与此前16至18世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侧重有着策略上的区别。《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其历史背景与19世纪70年代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新耶稣会士所创设的＂江南科学计划＂紧密相关。其中,晁德莅负责汉学部分,为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提供汉语学习的课程读物。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的文本布局与19世纪后期新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可能存在的联系。

晁德莅与《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晁德莅作为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倾力接续利玛窦以来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从晁德莅整套《中国文化教程》的布局来看,将《圣谕广训》置于第一卷,作为入门材料学习中国普通百姓的口语民谚,与此前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极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文化态度有较大区别。《圣谕广训》作为清代道德伦理及政治教化学说的代表性文本,新教传教士米怜及鲍康宁都持有强烈的基督教立场的批判态度,而在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翻译《圣谕广训》的序言中,并无这种文化偏见。《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其历史背景与19世纪70年代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新耶稣会士所创设的"江南科学计划"紧密相关。其中,晁德莅负责汉学部分,为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提供汉语学习的课程读物。晁德莅《中国文化教育》的文本布局与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活动策略调整可能存在关系。

清末海关造册处出版《圣谕广训》特征考

清末由海关造册处出版的《圣谕广训》是已知最早的计算全书汉字使用频度的译本;也是有完整档案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官方批量制作的精装书,是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及出版技术创新实践的典型证物。该书主要用于西方人士了解清朝中晚期民众的道德教化与民风民俗,并为其学习汉语口语和中国人学习法语提供范本。考证曾作为语言教材和汉学著作《圣谕广训》的特征,对促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汉语教育,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树立文化自信有积极作用。

清代《圣谕广训》的宣讲与传播

《圣谕广训》是清政府钦定的道德教化文献,是雍正对康熙《圣谕十六条》的继承和发展,有清朝'圣经'之称。为了使《圣谕广训》成为教化百姓的行为准则,清政府除了制定强制性的政策来保证宣讲活动有效进行外,还利用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力量来加强《圣谕广训》的推广。本文主要从'地方官宣讲、乡约宣讲、学校和科举考试宣讲'三方面来探讨清代《圣谕广训》的宣讲和传播。

圣书与白话——《圣谕》俗解和一种现代白话的夭折

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流行于有清二百年间,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余响。康熙《圣谕十六条》出现之后,遂有大量通俗解释的版本,其中白话解释版尤值注意。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影响最大,由清初到道咸间而截,其后则被改编为《圣谕广训直解》流行于世。《圣谕广训衍》的白话甚至比"五四"诸子的白话还好,而改编的《圣谕广训直解》则不堪卒读。周作人接触到的是后者,所以对其内容和语言双方面严加批评。本论文即从语言的雅俗文白对峙和周氏对圣书及其语言的评论出发,还原一种白话的历史生态,并解释其夭折之因。

刊刻传播与集体记忆的认同——以明清圣谕为对象的考察

圣谕乃帝王为训诫民众、臣子所颁布的诏令、训诫，明清历史上有三例圣谕在后世社会教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康熙《圣谕十六条》及雍正《圣谕广训》。这三例圣谕系国家制度层面在推行社会教化中的顶层设计，因此本文内容论述所言圣谕仅指以《圣谕六言》《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为代表的圣谕内容。

讲“圣谕”

“圣谕”是解放前一种颇为流行的民间说唱文学。记得我们那条狭长的小街上，大约是由保甲长或有些声望的有钱人发起，说明晚饭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不如请“圣谕”先生讲“圣谕”，一则可以听讲故事纳凉消闲，二则也可教化儿孙行孝道，做善事，所以颇能受到街坊邻里们的支持和欢迎。于是大家凑钱，多少不等，等到凑足钱后，便请“圣谕”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追溯"五四"以后成型的现代白话文渊源,此前通行的做法是远究古代,近察晚清。但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实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出自官方的白话文,其地位、影响也都在民间人士的撰述之上。清代官府大量的白话告示,以及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不仅直接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而且作为有效资源,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不断地被官方与民间征引。

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 ,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文法律规范的约束 ,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 ,清代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而是一个“礼治”

《孝经》的德育价值

《孝经》是一部儒家经典，它文字最少，全文共1872个字，却影响最大。唐玄宗亲自为它作注，清顺治帝作《孝经注》，雍正帝作《孝经集注》，大力倡行。《孝经》内容密切结合家庭，由家庭伦理推延到社会伦理，它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以至后来科举也要考《孝经》，洋务派组织的留美幼童在规定时期还要课以《孝经》、《圣谕广训》等。

明清聖諭宣講與通語傳播探論

明初以'六條聖諭'作為教化百姓的準則,清代修改充實為'聖諭十六條',又用通俗語言注釋敷衍為《聖諭廣訓》。聖諭的宣講以官話為主,兼采民間口語、方言俚語、白話句式等,目的是讓廣大民眾家喻戶曉。@不僅維持了社會的和諧穩定,而且借助聖諭的權威在全國各地傳播官話,提升了白話文在社會上的地位,促進了白話使用的規範化、正統化,進而漸推廣成為通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潛移默化地促成了南北通語的融合,漸漸地把其時通行的官話傳播到全國各地,客觀上則為我們現在推廣的普通話奠定了基礎。

记忆

1866年由清朝福建总督左宗棠创立的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有前、后两个学堂，前堂以学习造船技术为目的．采用法文教授．又名法国学堂：后堂以练习驾驶技术为目的，采用英文教授，又名英国学堂。所习课程分为三类：主科有练习、造船、驾驶之术；辅科有英国语言文字及算法、画法；训练科则为诵读《圣谕广训》《孝经》，兼及策论。这种课程体系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王,秉承鸿业”——论庞德在《御座诗章》中的“以讹传讹”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其长篇史诗《诗章》多处从中国文化中提取素材。但庞德为何在《诗章》第八篇《御座诗章》中对清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情有独钟?《御座诗章》中有何"讹误"?它因何而起?《御座诗章》如何因这位官员而与清代"畅销书"《圣谕广训》发生了联系?庞德为何要在《御座诗章》中借用《圣谕广训》?这些便是本文要论析的问题。

《马典》无“燊”:庞德与江南才子王燊甫的合作探源

《御座诗章》是埃兹拉·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期间所作,其中的第98-99诗章大部分取材于中国清代统治者制定的《圣谕广训》。国内外学界尚无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上述诗章。本文从现存庞德与中国青年诗人王燊甫的来往信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出发,分析二人之间的交往如何促成第98-99诗章对《圣谕广训》的再阐释。1957年初庞德写信要王燊甫把半文言的雍正《广训》译成英文,并和王探讨相关的思想和概念,他们的交流充实了《御座诗章》的中国文化内容。本文不仅揭示王燊甫对庞德创作第98-99诗章的具体贡献,也为读者深入理解《御座诗章》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