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折号与德里达式的"不可译之译"--以康拉德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三个中译本为例

德里达式解构翻译理论强调"不可译性",而解构理论对于二元对立的消解也意味着"不可译/可译"之二元论模式的消解。"不可译性"既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属性,也是评价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不是标准的标准"。破折号之类的书写记号典型地传达了语音缺席的隐秘性及"不可译"特征,但"不可译性"恰恰召唤特定语境下冒险翻译的"经济学"度量,使得翻译可能。由康拉德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三个中译本对待破折号的不同处理态度切入,可以看出翻译主体介入书写秘密的不同状况,从而揭示书写记号与"不可译性"之关联,文学翻译忠实于"不可译性"之必要,以及德里达式"不可译之译"的可行性。

论《在西方的注视下》中康拉德的人性关怀

对人性的关怀是历代学者们探讨和思索的主题之一。本文采用历史传记批评和文体学批评方法．通过对康拉德的政治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的分析，结合康拉德人生经历对其的影响．探讨了康拉德在小说中所表现的重要主题——对人性的深切关怀。

《在西方的注视下》与“俄狄浦斯神话”叙事中的“活的形式”

将康拉德的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与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在叙事结构及其象征意蕴方面关联起来解读,更能突显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的主人公拉祖莫夫身上现代理性和神话思维之间既交互渗透又势不两立的冲突内质。文章基于小说和神话共有的叙事结构,横向上从推进情节发展的两次“错误”和“责任承担”三个主要叙事单位入手,揭示非理性参与下趋向至善理性的心灵运动,纵向上从叙事空间层抽取出“两次出离”和“洞穴隐喻”的拓扑形构,显露心灵欲求实现“理性之本真形式”的内在动机。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经由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得以揭示内在于人物心灵的犯错意志与求真意向两股力量胶着前行的“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