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观念、宗教运动与文士书写:论犹太经典《塔纳赫》中“迦南美地”意象的生成

"迦南美地"是犹太文学与文化传统中的关键意象,在世界文学范畴中也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犹太经典《塔纳赫》中存在大量围绕迦南美地这一意象的书写,它们与犹太宗教文化的土地、子嗣与圣约等其他核心观念密不可分。第二圣殿时期是《塔纳赫》成书的关键时期,作为犹太民族文化内核的犹太教就建立于这一历史阶段,圣殿祭司成为犹太社群的实质领导者。依附于圣殿祭司的犹太教文士运用丰富的文学技法,将本民族既存的文献底本进行编纂与整合,建构了迦南美地这一文学意象,并赋予其推广犹太教意识形态的功能。犹太教文士笔下的迦南,不再是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争端四起的险恶之地,而是神赐给亚伯拉罕正统后裔的人间乐园。正是这样的圣地意象与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为流散长达一千八百余年的犹太民族提供了极为强大的精神支撑与民族凝聚力。

《塔纳赫》汉译、释经与译不准原则

本文以《塔纳赫》为基础,将＂新译本＂＂恢复本＂置于与原文以及与＂和合本＂的对比中,探讨圣经汉译运动试图回归或恢复原文的意义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达成。本文仅从正典以及宗教核心观念等两个方面给出自己的探讨和回答,认为就信仰对象、释经以及实践而论,三个汉译本受到译不准原则的限制而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因此,本文认为每部汉译本都试图推陈出＂新＂或＂恢复＂原文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每部译本都是新译本,每部译本都是恢复本。

对同一个“摩西”，打开“等待”的方式不同——从跨文本对话角度评莫言新作《等待摩西》

本文从跨文本对话角度,将《等待摩西》与《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五经、《路得记》作跨时空的比照,探讨《等待摩西》中当代中国版浪子回头故事。《等待摩西》以“文革”初期更名《事件》为开篇,围绕《等待摩西》中的两个东北乡人摩西(“东北乡人摩西”柳摩西与“东北乡女摩西”马秀美)六十多年的人生,揭示出当代中国两大典型性难题:如何安顿个体的灵魂?如何在今世今生完成个体以及一个民族-国家的出埃及壮举?以此来看,《等待摩西》中对“摩西”的“等待”构成21世纪新时代中国的母题:个体与民族-国家都在历史转折点上“等待”一位“摩西”。现实的中国依然不离这样的现实:正如《等待摩西》所揭示的,对于同一个“摩西”,有着不同的打开“等待”的方式。正如《等待摩西》所期许的,21世纪对同一个“摩西”,虽然打开“等待”的方式不同,但是东北乡女摩西为打开“等待摩西”提供了典范。

长老政治的幽灵:希伯来先知文学中的占卜书写

先知文学是希伯来经典《塔纳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编纂者是申命派作者。尽管占卜行为被摩西律法列为禁忌,但其本身源自以色列前王国时期的古老传统,在先知运动中被先知群体广泛使用。申命派作者以先知的占卜活动为书写对象,将其与神谕直接挂钩,使先知在获取神意的有效性上胜过祭司,同时又以神谕为武器,对王国君权进行制约。究其原因,王国时期代表民间传统势力的长老阶层自君主制国家建立以来,便不断被边缘化,他们希望借助先知运动的潮流打破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困局,因而支持申命派作者借助文学活动展开舆论攻势。

文士活动与希伯来先知文学研究:成书模式、文学技艺与编纂观念

先知文学是希伯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世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整体上看,学界目前对于先知文学的成书、文学特征与思想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分散,尚未建立一种能够系统地将上述维度有效地统合的研究进路,因而难以对先知文学的生成机制、文学价值与创作动机等因素进行综合把握。本文从先知文学集体作者——文士——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建构出较为完整的作者系统研究路径,来探讨文士与先知群体在历史活动中的密切关系,并以文士的文学活动为着眼点,对先知文学的文学特征与背后的思想观念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期能够在希伯来先知文学的相关研究上有所推进。

文士文化视阈下的希伯来智慧文学研究:主题、形式与思想观念

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希伯来智慧文学的发生演化、文学主题、文本形式与思想观念,都与文士阶层息息相关,该阶层是古代以色列社会中专司文献书写的特殊群体,是犹太经典《塔纳赫》与其他古典文献的创作者。智慧文学是文士阶层特别钟爱的文学类型,究其原因,一方面,该文类是文士教育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对文士的文学技巧、审美趣味与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文士阶层为了维持自身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亦在职业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智慧文学,表达自身对智慧的独特理解与思考。因此,若要对希伯来智慧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势必要从作者系统出发,采取文士文化这一研究视阈,而这正是本文的基本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