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带韦墓志释文补正

柳带韦墓志是2014年在西安出土的一方北周墓志。发掘简报所作释文及标点大体准确,但个别之处仍可商榷。旧释“览斫为械”之“斫”,当改释为“箸”;旧释“子及之床”之“及”,当改释为“反”;旧释“升絶”之“升”,当改释为“斗”;旧释“叔列将之坛”之“叔”,当改释为“升”;旧释“遽车”之“遽”,当改释为“蘧”等。

明代乐平定肃王家族考证——以馆藏墓志为基础

通过对收藏于平凉市博物馆的《明万历十年立法封辅国将军生母李氏墓志》《明万历四十年诰封奉国将军旭检同淑人孔氏合墓志》《明万历四十一年立诰封镇国中尉融鳞公墓志》内容的释读考证,发现其记载了大量关于明代乐平定肃王家族成员身世、生平、姻亲、家族信息。明代宗藩群体庞大、分布广泛,而不断被释读的墓志铭则对研究明代宗藩问题很有裨益。

《辽代墓志校注》商榷

《辽代墓志校注》是近年出版的优秀辽代墓志著录成果,但是其录文和注释仍存在一定瑕疵。从中选取《陈万墓志》等五方墓志中的录文与简注,探讨其中可商之处。此书存在着错字、多字、少字、漏字、未识字、注释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尽力寻求第一手资料、对录文再三斟酌、关注异体字、与具体语境相结合、增强自身的文字学与历史学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高质量的成果。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明代韩王世系辅国将军徵銴墓志铭考

《乐平府辅国将军圹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记录了大量家族信息。其出土为韩王世系的传承研究补充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印证了明代史料记载的封爵制度,侧面证明了韩王家族在平凉的显赫势力,并提供了韩王家族成员墓地的重要线索。文章以志文记载为依据,结合明代史料,从志主的身世、家族、姻亲、墓地四个方面综合考证分析该墓志铭。

从吕留良与黄宗羲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透视清初江南儒者习医

宋以后儒与医相通的现象增多,明清时期儒医的发展更是蔚为可观。儒士吕留良与黄宗羲也兼习医学,并且造诣渊深,对医学源流、治法治则,都有各自独到见解。他们与江南名医高斗魁(字旦中)皆为好友,但也因高斗魁产生分歧和争论,加速了友谊的决裂。故梳理吕留良与黄宗羲两人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探究清初儒者习医、隐医、行医而带来的士风变化与医学发展。

钱谦益《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疏证

钱谦益是晚明重要的馆阁作家、学者和政治人物,其文《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应门人、福建漳州府漳浦县刘履丁之请所作。结合清代旧谱《杜浔北坂涵头刘氏族谱》等文献,对墓志铭的部分内容进行疏证,考订出刘履丁父亲名讳、作铭文的时间、刘履丁外祖父和父亲在明代福建理学的地位和意义等。借助族谱描述出刘氏家族庞大的成员、强盛的科举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从事文学创作、学术型的文化家族。

清广州十三行行商卢观恒研究——以《家传》和《墓志》为中心

《卢观恒<家传>和<墓志>拓片册页》现藏于广州海事博物馆。《家传》和《墓志》皆作于道光三年卢观恒归葬家乡新会之时,内中记载了卢氏先祖以及观恒早年经历、年少读书、夫人子女、入祀乡贤祠、归葬新会等诸事,为研究卢氏家族人物提供了诸多线索。《家传》和《墓志》揭示了卢观恒经营广利行获得成功的多重原因,包括"敬信远人"的经营理念及结交官府、商界联姻的商业手段等;同时也透露了在清代"商居末等"体制下,十三行商人必须进行多种公私捐输,其中卢观恒在军需、河工等全国性事务,及修河堤道桥、建义学义仓相祠、筑桑园围基等广东地方事务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由此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为日后衰败埋下了隐忧。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释文斠读

《新见隋唐墓志集释》为研究隋唐墓志提供了新的材料。此书在释录方面较之前出版的同类著作更加严谨,但仍存在着因文字残泐而误释或缺录、不辨俗字而误释、未明词义而误释、不明典故而误释等问题。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词汇学等相关知识,对其中的疏误之处予以校正,以充分发挥新材料的应用价值。

唐代潞州地区墓志的书写格套及演变——兼谈作为移民史史料的误区

唐代潞州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多涉及社会中下阶层,墓志大量自云祖先“因官徙家”“某某太守+某某侯”等是一种书写格套,多依据“书仪式”文本拼接而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当视为移民史史料。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志盖形制也会因时而变,晚唐五代潞州墓志的书写格套与全国渐趋一致。上党苗氏家族迁至洛阳后,放弃潞州当地墓志简陋的书写格套,完成了祖先叙事的士人化,“上党太守+某某侯”仍时而出现家族记忆中。

新出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研究

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收藏之慕容环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志主慕容环的家族世系和仕宦经历。该墓志铭为研究安史之乱后吐谷浑慕容氏的政治动向、在唐入仕途径、家族汉化提供了新资料,将吐谷浑慕容氏在唐活动时间推至元和年间,为见证入唐吐各浑慕容氏家族历史的珍贵文物。

《史乔如墓志》与阿史那氏谱系诸问题考述

洛阳出土《史乔如墓志》所载史氏家族人物,学界一直将其视为粟特史氏族裔,但通过《元和姓纂》阿史那氏家族谱系和史传相关人物传记的梳理,可知史乔如家族出自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一族。通过《史乔如墓志》的佐证和阿史那氏家族谱系的重构,可推知阿史那弥射一支出自处罗可汗,而且处罗曾为隋安西都护,是隋与西域、西突厥关系的重要人物,对重新考察隋西域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刘和墓志》考释

《刘和墓志》是与隋末李轨河西大凉政权有关的石刻史料,主要记载了大凉"安乐"年号及其与薛举西秦政权的战争。志文虽简略,但与传世史料相对照,仍为了解偏居一隅的李轨政权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大中三年宣宗收复三州七关事发微

由于宣宗得位不正,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宣宗利用论恐热以陇右诸州内附的机会,试图经营河陇失地。在遭遇朝臣的反对后,宣宗将具体经营的区域限定在了三州七关,以对应元和年间宪宗意欲通过谈判收回的三州地区。通过收复三州七关,宣宗赢得了足以稳定局势的声望,同时还为其继绍宪宗之政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此同时,宣宗君臣通过"河湟"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收复三州七关的举动与继承宪宗统治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