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中的陈垣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上,夏鼐与陈垣属于两代人。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以往学术界似乎很少关注。《夏鼐日记》中有关陈垣的记载,有助于考察二人的交谊以及阐明夏鼐眼中的陈垣在史学方面的威望与成就。"学生辈"的夏鼐不仅经常阅读"老师辈"陈垣的著作,而且他的"敦煌汉简"、"武威墓志"的论文,更是有幸得到陈垣的实际指点。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成为夏鼐在历史考古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作,由此或可反映陈垣对下一代学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夏鼐于陈垣逝世后对他的整体评价,亦可为学术界评价陈垣的学术思想提供借鉴。《夏鼐日记》中关于陈垣的记载,可以看作是对他生平事迹的一种"拾遗补缺",以充实学术界对陈垣的了解。人与人的交往不仅能反映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也常常能够折射出他们所处社会时代的变化特点。

学人之交:《夏鼐日记》中的胡适形象变迁

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中,胡适是叱咤风云的学术大师,以其独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标志,纵横捭阖。夏鼐作为胡适的后辈学人,政治木讷却思维敏锐,以日记这个独特视角记录了胡适命运的变化,着墨不多却形象丰满。夏鼐与胡适交往的次数屈指可数,却不可思议地完成了由单纯的崇拜者到平等沟通的学者再到批判者,直至追忆人的身份转变。《夏鼐日记》所展示的胡适形象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良师益友”:《夏鼐日记》中的郭沫若

《夏鼐日记》中记载有多处与郭沫若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夏鼐、郭沫若二人交往的直接记录。二人交往的整个过程可分为"读书相识"、"共事互动"、"回忆总结"三个阶段。"良师益友"是郭沫若在夏鼐心中的形象,亦是二人交往的真实写照。考察他们的交往,对中国考古学史、20世纪学人关系史的研究颇具意义。

历史与小说的互读——读《夏鼐日记》1～3卷

当历史领域的"宏大叙事"模式渐渐被片断的、断裂的现象所取代之时,《夏鼐日记》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全方位了解这位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提供绝佳的机会,而且还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乃至现当代历史的有益"增补"。与夏鼐先生同时代并有着相似经历的钱鐘书先生也留下了名著《围城》。本文尝试着对《夏鼐日记》前三卷和小说《围城》这两部不同的"作品"进行"互读",以期进一步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那一代学人的风范。任何"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视角",但倘若各种不同的"视角"彼此交织、互为补充,那么,关于"过去"图景的立体"拼图"就会趋于完整。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读《夏鼐日记》之三

夏鼐先生成长于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激励着年轻的夏先生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培养和具备了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但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艰难历程,又使夏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带有民族性的维度。世界性与民族性贯穿在夏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活动中,彼此交织。

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

本文以《夏鼐日记》为文本依据,围绕夏鼐先生在从事考古学研究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不同地点,交往的不同人物,梳理了夏先生在考古学门内的人生轨迹,旨在理解生于忧患的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学术建国"的理想。

从《夏鼐日记》第三卷看夏鼐西北考察前期工作的特点

西北考察前期,夏鼐为考察工作的顺利推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夏鼐日记》第三卷中关于西北考察前期准备工作的记载,有助于了解其考察准备工作的特点。首先,请教他人,拓展思路,做到提前预防。其次,自身能力水平的提高。通过阅读与考察地相关的书籍,增加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临摹地图,加强对地形的认识。最后,物资经费的准备。前期物资经费相对充足,使西北考察过程相对顺利。

从《夏鼐日记》看夏鼐与蒋廷黻的一段学术因缘

夏鼐在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师从蒋廷黻。他在蒋廷黻九一八国难演讲的激发下择定历史为业,同时在求学过程中以蒋廷黻为师,研读中外近代史论著及史料,写作并发表多篇以近代外交史为主题的论文及书评。改行之后,夏鼐亦未曾忘情于近代史研究。夏鼐研读近代史之经历,展现了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构想,亦是蒋氏发展清华大学历史系之具体表现。

《郭沫若年谱》补遗

以《夏鼐日记》中有关郭沫若的记录为切入点,对龚济民、方仁念合编的《郭沫若年谱》进行"补遗",可以进一步丰富郭沫若1950年以后的生平事迹,反映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多项活动的情况、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支持及虚心求教的态度。这些可以对郭沫若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些许材料,也有助于一部全面准确的《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引导与躬行——夏鼐先生与中国古陶瓷研究

夏鼐先生(1910—1985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史前考古、历史考古、中国科学技术史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通过反映其学术历程和学术成果的《夏鼐日记》①、《夏鼐文集》②,可知夏鼐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古代陶瓷,致力于将古陶瓷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畴,积极倡导古陶瓷科技研究,并在中国古外销瓷、陶俑等专题领域躬行探索。夏先生的这些贡献,对于中国古陶瓷学术史而言,是很值得系统梳理和总结的③;对于当下中国古陶瓷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谨以此文,纪念夏鼐先生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