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知识分子的“快乐”与“温情”:何其芳《夜歌》的听觉叙事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呈现了其初至延安时期“心境”的多重变奏,通过“听觉叙事”的角度和方式,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延安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温情”,克服长久以来的“寂寞”情绪,以及因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而产生的“疲倦”之感,获得身心的全面安顿。前者来源于“相信人类有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在延安高昂热烈的“歌唱”氛围中得以表达;后者则产生自“同志爱”,作为一种新型的“情感结构”,流淌于革命知识分子彼此间平等坦诚的“谈说”之中。何其芳带着这些宝贵经验成为一名“快乐的说教者”,给更多的延安青年以精神的鼓励和调适。

一部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心灵文献——重读初版《夜歌》(1945)

何其芳的《夜歌》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心理记录,是特定政治语境下人性蜕变的心灵文献。它精微地揭示了革命价值理念怎样把战争语境、民族自由的渴望、新中国的梦想整合起来,纳入历史进化论的轨道,从而对何其芳人性基因的意象化符号诸如"爱情"、"自然"、"夜"与"梦"进行删除、修改、压制的。何其芳在被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困惑与其坚持的"快乐哲学"之间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分裂人格。

双重嬗变中《夜歌》集的思想和艺术——朴素清新的现实主义和依然浓厚的个人抒情

《夜歌》集充分表现了一个刚投入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和新的人生的由衷礼赞,同时也反映了个人与集体之间所发生的新的矛盾、痛苦及其艰难前进的轨迹;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从早先富于象征色彩的浪漫主义走向了朴素清新的现实主义,然而其"旧性"荡涤未尽,创作的主体性和个人抒情色彩依然很浓,这是《夜歌》集中大部分诗作依然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但由于缺乏新的艺术经验,也存在着艺术上参差不齐的情况。何其芳正是以包括《夜歌》集中那些个人抒情色彩依然浓厚的优秀篇章在内的前期作品,而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特殊地位。

从《预言》到《夜歌》:梦中道路上的艰难跋涉——论何其芳诗歌风格的成因及其演变

《预言》和《夜歌》是何其芳早期的两部代表作，其风格存在巨大差异。《预言》以低回婉转的诗风体现了诗人柔弱的抒情个性，《夜歌》却凭借诗人思想境界的变化呈现出豪放有力的一面。探讨两部诗集体现的诗风的各自成因及其演变历程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纯真的不断成长的诗魂——何其芳的《预言》与《夜歌》论评

何其芳的《预言》是寂寞开出的花,是诗人心灵里"真纯的音籁"。先是悼惜逝去的初恋,再是吟咏成人的忧郁和愁苦,最后唯美主义的诗人从飘缈的云端落到了人间的"茅草屋顶",走出个人寂寞的拘囿,歌唱也变成"鞭子","还击到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而他的《夜歌》是风雨催生的歌,真实地反映出诗人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迫切要求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情。《预言》有的是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精致的艺术;《夜歌》则是散文化的自由诗体,色彩朴素,亲切自然,质朴晓畅。

读《夜歌》

初读杨泥的《夜歌》(《人民文学》1991年7—8期合刊),似觉平淡,但这平淡中却有一种韵味。再与其它包装语言很浓的小说对比起来读,这种平淡而质朴的韵味就显出了它的分量。或许,这正是《夜歌》获1991年度《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的奥秘所在吧。 知青生活这一题材曾经过一代优秀知青作家轰轰烈烈、如歌如泣、如怨如诉的多种手段描写,各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已是不计其数。91年又是好几个地方知青下乡二十周年纪念,追忆青春年华的忆旧情结引发了一大批知青小说的结集。

从《夜歌》看丁铃创编艺术

丁铃是我国著名作曲家丁丕业之女,是广西艺术学院教授,其创作有大量作品,如钢琴组曲《铜鼓之门》、钢琴曲《夜曲》等,然而却没有后人研究其作品,笔者非常喜欢丁铃教授作品,并想通过研究钢琴曲《夜曲》来系统认识丁铃及作品。本文将主要从旋律兼有歌唱性与器乐性、伴奏织体丰富而具有表现力、结构衔接巧妙合理、在速度、节拍、力度上突显对比四个方面研究丁铃创编艺术。

“快乐的说教者”——何其芳《夜歌》与革命者的道德生活

“快乐”在何其芳诗集《夜歌》里被反复抒写,其背后的道德感受是以团体生活为中心的,需要放到诗人与延安社会风气的互动中去讨论。“快乐”关系着对革命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感性理解:革命团体本质上是个情感共同体,而革命实践的历史目的就在于减少残酷,增进人们的幸福。从“快乐”的抒情基调进入《夜歌》,可以看到诗人以重建文学与生活的正向关系为归依,反思了现代主义的消极性,并且将同情纳入了革命道德的认知当中。这样的重读为理解“何其芳现象”提供了一个伦理的视角。

“新的抒情”:何其芳《夜歌》中的“心境”与“工作”

作为记录何其芳延安时期思想轨迹的关键文本,写于1940年的系列诗歌《夜歌》是一部看似明朗实则包含丰富层次的作品。其中洋溢的"快乐"情绪、交流与对话的展开结构、反复处理的"同志爱"主题,都基于共同体内部亲密舒放的感受,突破了诗人自己乃至新诗固有的抒情方式,"活化"了个我与自然、社会、群体之间习焉不察的稳定对峙,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抒情"。回到特定的工作与生活现场,重新讨论这一"新的抒情"的生成,分析其内在层次及与"事务工作"的关系,不仅可以重置"何其芳现象"这一命题,也有助于思考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心境"的意义。

何其芳诗集《夜歌》版本比较

何其芳诗集《夜歌》共有1945年、1950年、1952年三个图书版本,再加上部分诗歌发表原刊版本,四个存世版本存在相当大面积的改、增、删,这些修改离不开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和1952年全国性大规模文艺界整风运动这三次历史事件的映射,三个版本的比较可见时代风浪对诗人内心情感、思想认识、自我定位的巨大冲击。

何其芳的“怕”与“爱”:从他的文学起步到《夜歌》

一九三六年李健吾在给何其芳即将收获《大公报》文艺奖的散文集《画梦录》的评论中,有这样一番说法:和废名先生一样,他说“有时我厌弃自己的精致”。让我们重复一遍,他厌弃自己的精致。精致到了浓得化不开,到了颜色抹得分不清颜色,这不复是精致,而是偏斜。

作品修改与“何其芳现象”再思考——以《夜歌》的修改为考察中心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文学发生了一次整体性的转型,而促成这一文学转型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检讨浪潮。“改造一检讨”成为这一时段政治、历史、文化、思想和文学都无法绕开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多数作家都在批评自己,改造自己。无论是从解放区来的周立波、丁玲,还是从国统区来的老舍、茅盾、巴金、曹禺等,都不例外。“反动作家”如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在检讨中退场;进步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等在检讨中转化;国统区左翼作家如夏衍、茅盾、胡风等在适应与不适应中检讨;解放区作家如丁玲、赵树理等反复检讨。而检讨对作家所起的作用,就体现在新作的转型以及对旧作的修改上。

《夜歌》教学设计

课型：以歌唱教学为主的综合课 年级：六年级 教学内容：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 教材分析： 《夜歌》是一首俄罗斯民歌，歌曲曲调深沉缓慢，情感丰富，如泣如诉，表达了沉郁、伤感的情绪，十分感人。全曲结构短小，只有两个完全重复的乐句，而四四拍、四五拍、四三拍的变化拍子，使歌曲更具摇曳、动荡之感。歌词的第一段意在写景，营造出压抑而凄凉的气氛；第二段是主题的核心，表达了游子的思乡和离愁之情。

孤独者的精神吟唱——论何其芳诗歌抒情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早期的诗集《预言》是象牙塔里孤独者的精神吟唱,低回婉转的诗风体现了诗人柔弱的抒情个性;延安时期的《夜歌》则讴歌战斗的青春,礼赞崭新芬芳的新生活,呈现出豪放有力的新气象。这种抒情风格的巨大变化是时代背景和诗人创作心理双重变化的结果。

壮族反战乱长歌《嘹歌·唱离乱》

“嘹歌”是壮族人民喜闻乐唱的一种民歌形式.由于歌唱时歌句的尾音都用“嘹——嘹”来拖腔,因而人们称之为“嘹歌”.“嘹歌”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搜集整理的.先由田东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八百多行.后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两次派人下去,深入发掘,共搜集到手抄本和口头记录约一万六千多行.其内容丰富多采,从各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基本内容则是由《日歌》、《夜歌》、《散歌》三部份组成.第一部分:《日歌》,就是白天唱的歌.它又包括《三月歌》、《日歌》、《入寨歌》三方面的内容.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像蝙蝠一样穿过夜及夜的黑——徐则臣夜系列小说解读

在徐则臣的小说系列中，从长篇《午夜之门》到《夜火车》到中篇《夜歌》，作者近乎偏执地表达着对夜的偏爱和喜好。作为读者我们无从得知作者这种对夜的迷恋和痴迷是出于一种信仰，还是出于一种对缠绕生命和生活的许多让自身困惑问题的追问，

命运·追求·时代──对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认识

命运·追求·时代──对何其芳现象的一种认识雷家仲何其芳的名字是一个问号。￣①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好象某种历史性忏语一样，紧随何其芳，使他变成了一个时代之谜──何其芳现象，摆在历史面前，任人评说。对何其芳评价的不同，大约是从文革时代后开始的。在此之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