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

论《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兼与黄时鉴先生商榷

《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的问题，是元朝法律制度乃至元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而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是黄时鉴在《〈大元通制〉考辨》一文中提出的《大元通制》的“断例”即元朝成律的观点。本文提出了与其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元通制》的“断例”就其性质与内容而言，是在吸收、借鉴传统立法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那些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和事例以及通则性的规定，按照旧律的体例进行汇编整理而成的。从法律形式与内容来看，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结合。元朝法律之所以采用“断例”的形式，是由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决定的。这种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法律形式，反映了不同民族法律文化融合的趋势。

《大元通制》渊源考辨

由于人们对《元史·刑法志》一段简要而含混记述的误读,造成了法律史上的一桩“悬案”,即《大元通制》渊源之谜。本文从追溯元代前期艰难的修律立法历程入手,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大元通制》的本原作了详尽的探索。《大元通制》是世祖以降数十年修订律书的摸索与奋斗的产物,而仁宗“延祜律书草案”则是《大元通制》凭据的直接蓝本。本文对《大元通制》“难产”的缘由进行了剖析,认为延(?)、至治年间,仗恃兴圣太后权势的“后党”保守派与皇帝为首的“帝党”改革派之间激烈政争,是《大元通制》难产的主要原因。

英宗新政与《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仅有的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成文法典。它既是英宗新政的产物，又是促进英宗改革的有力武器。它使英宗改革实现了法律化、制度化。《大元通制》的颁行，不仅意味着元代的法律由保守落后的蒙古文化转向先进的汉文化，而且标志着元朝由蒙古习惯法向汉成文法典的重大转折。它结束了元世祖以来法制长期不修，司法“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混乱局面，在元代法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宗不惜背叛本民族的传统，行新政，奉汉法，颁布《大元通制》，实行有力的改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大元通制》作为促进改革的有力武器，使英宗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英宗在位四年而被刺杀。但《大元通制》在全国通行却长达四十余年。全文说明改革和法制建设必须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元代审计

元朝上自中央中书省、六部、宣政院、宣徽院等,下至地方行中书省、诸路总管府等均设有照磨一官,而且象户部这样主管全国财政的机构,其下属大部分部门也设有照磨一官。照磨官的职掌主要是磨勘钱谷出纳之事,如中书省照磨官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元史·百官一》)。吏、户、礼三部照磨所掌“三部钱谷计帐之事”(同上)。除此之外,照磨官还有其他职掌,如兼管案牍、刑狱等事。从照磨之官人员的配备来看,其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一个庞大的中书省,仅设照磨一员,典吏八人。左三部照磨所也仅照磨一员,典吏八人。其他机构更少,仅设照磨一员,没有什么其他属吏,有的照磨官甚至由提控案牍兼任。

元代史料丛刊开始出版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元代史料丛刊,近日已开始出版。 多年来,从事元史研究的同志都希望能够把元代一些分散而又重要的史料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不仅可以提供元史研究的方便,而且也是元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浙江古籍出版社根据元史学界的这一要求,拟定了《元代史料丛刊》的编辑计划,将分辑整理出版一些元代史料。每一辑大体上构成一个整体,侧重于史料的某个方面,编印若干册,要求收入的史料有较高的研究使用价值。每辑各册出齐后,再编一本这辑的综合索引,以便读者检索。第一辑是“政书类”,分编八册,书目有《通制条格》、《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吏学指南》、《庙学典礼》、《宪台通纪》、《秘书监志》、《元名臣奉议》(上、下)。第二辑准备汇元代碑传文字。

中国法制史学建设的辉煌20年

中国法制史学建设的辉煌２０年郭成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法制史学科在拨乱反正中，步入发展创新的重要阶段。在２０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它包含了中国法制史学界几代同仁的共同心血。其间，老一代学者披荆斩...

略论元朝法律文化特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封建政权。蒙古族统治者依据“各从本俗法”的原则，对蒙古法．回回法、金制唐律等兼容并蓄，其法源呈多元性，法律文化也色彩斑斓，富有时代特点。本文在全面研究元朝法制的基础上，通过纵横对比，从成文法渊源、形式、内容、监察司法机构、圆署约会制度、律书语言文字等方面，论述了这个时期法律文化的特点。并指出：元朝统治者将“祖述”和“变通”紧密结合，其法制主要受中原传统法系影响，但又留有浓郁草原游牧气息的蒙古习惯法遗痕，还吸收了回回法等的某些内容。这种与他族交融而不失原有特色的文化现象，正是一个民族内部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经久不衰之重要渊源所在。

论元代不动产买卖程序

元代以土地为主的不动产买卖是当时个人(主要是家庭或家族)财产转移的主要形态。与牲畜、奴婢等动产买卖的简单程序相比,不动产买卖因其标的价值较大,对交易双方个人或家庭甚至相关人的生计影响至巨,故法律特别设定了特殊主体的购买优先权、产权确认和卖方保证等程序内容;同时,国家为税赋原因而设定的呈报、过户程序。

元代刑法轻重考辨

元朝以武力得天下，又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大约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论及元代刑法的著作对元代刑法的论述往往失之偏颇①。本文试就元朝刑法的轻重和元朝有没有蒙、汉、回回等族通用的划一的刑法以及《元典章》中十余处“札撒”等问题作一番探讨，权作引玉之砖，以...

苏天爵——元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传播者和卫护者

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族继契丹和女真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之后建立的另一个封建王朝。自忽必烈于1260年即汗位,1271年始定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至1368年灭亡,共计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虽然比较短暂,但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为民族偏见所囿,主张以较先进的汉族文化改变北方游牧民族较为落后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化和民族间的大融合。这些主张和措施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进步。他们的法律思想及其著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天爵其人,就是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之后很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

元刻本《至正条格》的发现

最近，韩国公布了元代刻本《至正条格》（残本），这是很有意义的发现。 元朝建立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修律。元仁宗时，纂修《大元通制》，英宗至治三年（1323），颁行天下。这是一部完整的法典。《大元通制》分为三部分：“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此书久佚，20世纪30年代，前北平图书馆将原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影印出版，但只有《条格》部分二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