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体诗"的僵化和"新体诗"的不确定性,使得诗歌成了当时中国文坛新旧交锋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传统诗歌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了诗学批评上,对传统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提出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强调浪漫情感与古典艺术的完美融合,对诗歌音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诗韵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英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文学观上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在道德观上注重维护传统道德伦理;在人性论上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在艺术论上认为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艺术类型,其评判标准不能完全一致。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均有批判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话;对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创办于此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促进了这门新生学科在中国的传播。从20世纪初期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大公报·文学副刊》构筑了完整的欧美文学知识谱系,强调全面地介绍欧洲文学;从我国当下的比较文学发展来看,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研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比较文学初期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规范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促进我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

文化守成中的新文学选择--评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曾激烈反对新文学。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虽然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但对新文学的态度有所变化,既有无奈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对话,介绍新文学刊物,评介新文学作品,讨论新诗发展等。吴宓从一个文化守成者的角度,对新文学进行思考,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显示了吴宓对待新文学的一种姿态。

《大公报·文学副刊》:关于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相关介绍和研讨。它立足于文学批评,从传记文学的创作技巧、现代转型,以及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比较文学初兴期的文学翻译理论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理论。文章主要从译者、译作与文学翻译的标准等方面展开论述,以《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一探讨文学翻译问题的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译者自身素养与态度、译作的选择、文学翻译的规范性等问题。

《大公报·文学副刊》在中国早期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大公报·文学副刊》也进入了大众视野。本文通过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创办经历,阐释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当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20世纪初期中国的影响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始终关注着欧美文学,其文论与20世纪初期的影响研究有着密切联系:阐述歌德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属于典型的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谈论浪漫主义的得失,是为了揭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失范。由此可见,《大公报·文学副刊》关注别国文学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中国文学自身,这些内容对后世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本是反对新文学的,由于朱自清的介入和时代的急剧变化,刊物逐步向新文学让步,最终被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取代。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探讨的某些问题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关注的话题;《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其歌德研究对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研究对象要整体把握和全方位阐释,二是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

《大公报》副刊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

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在我国20世纪前期颇具影响力,其成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公报》对副刊建设的重视。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从其创办过程,与知识分子的互动等问题进行展开,探讨了《大公报》所蕴涵的文化精神与办报理念。

多维度视角下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还没有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但这并不影响其以文学研究为基础,进一步阐发文学与艺术、伦理等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文学与艺术的界限、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展开阐述,尝试还原20世纪初期《大公报·文学副刊》跨学科研究的全貌,以期对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以启示作用。

《大公报》与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

湖南《大公报》围绕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以及文言与白话的优劣进行充分讨论,推动本地现代儿童观的形成与白话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与语言条件。《大公报》刊载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其儿童小说通过描写儿童的苦难生活和校园生活,展现儿童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其童话则通过拟人手法和白话语体,向儿童介绍科学知识和生活哲理;其儿歌则反映婚嫁风俗、表现童真童趣,语言鲜活,诙谐幽默。《大公报》还引进翻译了王尔德、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作家的多篇著名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湖南儿童文学的内容,也为本地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典范。在湖南儿童文学发生期缺乏儿童文学期刊、其他一般报纸很少刊发儿童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大公报》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湖南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支持,奠定了湖南儿童文学的格局,为20世纪30年代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文学伦理:回顾与重拾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动荡期,传统的"伦理规范"已经千疮百孔,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及现代转型。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时期,已有伦理价值观念最容易为世人摒弃,因此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是维系"旧"而有意义的道德观念,在此基础上构筑符合文学创作与批评所需要的伦理价值体系。通过一系列文章,《大公报·文学副刊》提出文学的核心价值应以教诲作用为主,并将研究的目光从文学文本扩展到作家的道德素养。这些论述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保持着独特价值。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1933)内部生态及其中笔名考实

吴宓所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193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重要的副刊之一。它在创办的六年中,仿效欧美各大日报文学副刊的通例,编辑团体的自撰稿例不署名,或仅用笔名,这就给文章作者的考证增加了难度。今在对《文副》内部生态及其运作机制把握的基础上,运用多重文献考辨,对《文副》中编辑人员的笔名进行考实,这不仅意味着现代学人、作家佚文的新发现,有助于其文集或全集的史料补入;还在于发现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些特殊视角,从而丰富现代文学史、文化史的内部细节和多维侧面。

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他通过编辑实践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成功范例。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折中立场与对话思维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研究者认为“革命文学”的爆发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向，是对新文化运动知识谱系的批判与价值重估。1928年也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借助《大公报》的推广，《文学副刊》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北方覆盖面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文学批评类副刊之一。在创刊伊始，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性注定了《文学副刊》在面对新文学时，并没有成为为其呐喊的传声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