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版《大公报》抗战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影响

桂林版《大公报》是新记《大公报》极为重要的子报。作为一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宣传理念的报纸,桂林版《大公报》在全民抗战中的舆论宣传,以其题材和形式的丰富性、时代性、选择性和涵盖性,充分展示了桂林文化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生态嬗变,亟待学术界予以重新评价和高度重视。通过对桂林版《大公报》历时近四年的办报特点的整体性观照,试图勾勒其抗战舆论宣传的特色,并对其未来有待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领域提出展望建议。

沪版《大公报》所刊现代作家手迹考释

沪版《大公报》在1948年末至1949年初,依托“作家手迹”专栏,刊登了21位现代作家的手迹影印件局部。这批手迹影印件以手札为主,也包括部分题词。整理并释读这批作家手迹,之于作家生平史料研究、战后文坛现象研究以及现代文献学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大公报》里的桂林师范学院

桂林师范学院是抗战时期广西省政府创办的一所大学,并于创办一年后由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升级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1941年3月,它刊登了不少有关桂林师范学院的消息,这些消息如今已经成为广西现代高等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的重要文献。

时局·文化·市场——从《大公报》(桂林版)出版广告看战时桂林的出版文化生态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成为大后方的出版中心和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哨阵地。在颠沛流离的非常态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市场生存与社会责任的坚守显得更艰难可贵。《大公报》(桂林版)的诞生是抗战时局推动下的产物,承担着抗战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责任。对于抗战时期出版史的研究,因史料的散佚,而让诸多学者面临"无米之炊"。抗战时期的出版广告则为我们打开一个研究战时出版活动的新视窗。本文试图从《大公报》(桂林版)出版广告这一视角切入,多维度考察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化生产情况,探寻非常态环境下书业生存的策略以及复杂时局影响下的文化生态。

《大公报》(桂林版)的创办及其在桂林抗战文化中的作用

结合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抗战形势及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来考察《大公报》(桂林版)的创办和发展过程;结合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大公报》(桂林版)的言论内容及效果来考察《大公报》(桂林版)的创办在桂林抗战文化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思考桂林抗战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桂林版《大公报》中的货币资讯(1941—1944)

桂林版《大公报》创办于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以丰富的资讯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豫湘桂战役大溃退这段时间国际、国内和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金融领域的货币资讯较多,集中反映了国内和广西有关货币发行、流通的历史背景,以及有关伪币、假币的历史事件,这些货币资讯对于抗战时期广西金融史和货币史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桂林版《大公报》金融时评研究

抗战时期《大公报》在大后方桂林办刊近四年时间,关注了大量国际、国内乃至广西的金融局势和动态。报纸在社会时事评论板块的金融领域,针对一些时局事件或现象,不定期刊载报社的观点以及一系列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论,涉及金融秩序、金融调控、金融货币、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等方面。这些文章秉笔直书、切中要害,对当局的金融政策措施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凸显了时人的爱国热情和金融智慧。

从时间变迁看报刊构筑公共领域的变化——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南方周末》评论版为例

"公共领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1962年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即指除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①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

史家唐振常忆述大公报香港版之转变

1988年，已由新闻人改行为史家的唐振常，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及他的老东家大公报：“‘文革’炮声一响，立即消灭。近年时有恢复之说……但是，也有人斥之为阴魂不散。阴魂不散，必有冤屈，曲而得直，不知其为无期还是有期？”其沉痛感可知。其子后来回忆说，唐先生的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发强烈”。

“希望大家向张季直先生学习”——读《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9月有关张謇的一篇评述

张謇实业成功的原因是在培育企业精神上率先垂范,并推动企业管理制度化。殳青《从张季直先生说起》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对待张謇的态度。

桂林《大公报》彭子冈与杨刚新闻通讯比较

桂林《大公报》创刊于1941年,停刊于1944年,虽只有短短三年,却在战时艰难的环境中创造出很多成绩,其新闻通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国际通讯以萧乾的“伦敦航讯”和黄仁宇的“缅北战地报告”为代表,国内则有杨纪的“成都通讯”和陈纪滢的“新疆通讯”等。在众多优秀的通讯中,有两位女记者的作品尤为突出,她们便是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中的彭子冈和杨刚。

“我们在割稻子”——写在《大公报》大陆版停刊三十周年

不记得是谁说的:自中国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没有一张报纸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那不是一个没有新闻的年代——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的西北角,塞上的春天,东京湾的“落日”,瞿秋白在长汀“去了”,毛泽东到重庆来了……战争与动荡;内忧与外患,人事代谢;世道沧桑。现代史的稻田里汹涌着无数事件与人物的“稻子”。作为一家报纸,躬逢其时,遂成就了无数在中国新闻史上闪闪发光的篇章,它自己也“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大公报》的一则假消息——新闻史上的真实性问题之一例

新闻真实性问题，不但在现实中有，历史上也不乏先例。比如1940年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登载消息称：据重庆22日下午10时50分发专电，“高陶上当局和条约21日晚抵达重庆”。这显然并非事实，甚至就是假新闻。实情究竟如何？它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新闻之复杂性，特别是真实性问题又有何启发呢？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评论

长期以来，《大公报》头上顶着“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并且因在抗战初期的“缓抗”言论，历来饱受批评，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即《大公报》宣传抗战不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由于抗战时期战事频仍，《大公报》的出版地一再变迁，由津至汉、渝、至港、桂；由于战时纸张匮乏，版面也一再缩小，由十四版缩为四版。

大公报独家发表日伪“密约”经过——大公报杂忆之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加紧其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发表汪精卫汉奸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举世瞩目。当天在新闻版上的大字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注:自汪精卫投敌后,大公报直呼其名),副题是:“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要闻版登的是汉译全文,另在第九、十两版刊登日文原件的照片铜版。1月23日,发表陶希圣撰写:《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专文,揭露了日汪勾结内幕。这一震惊世人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据说是这样的:

论皖南事变前《大公报》《申报》对新四军所持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局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国共和解建立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了。新四军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一经改编组成就奔赴第一线,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为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了卓越功勋。对于出现在抗日舞台上的新四军,民族资产阶级持何种态度、立场?以往的研究中已有所涉猎,但笔者认为还不够全面和系统。

毛泽东为何给《大公报》题“为人民服务”

众所周知,"为人民服务"是中共的根本宗旨。但很少有人知道,1945年9月份,毛泽东曾在重庆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张季鸾不畏惧禁令,毅然派记者到红区采访,在《大公报》公开称"

桂林《救亡日报》“要闻”版新闻报道特色研究——以日军入侵海南岛前期“救报”要闻版新闻报道为例

广西桂林在抗战期间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文化功能和报人的文化创造特性推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救亡日报》"要闻"版上新闻报道的主要特色包括:以中性消息为主,消息主要来源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稿件编排上注重同题集中。政党类报刊可以而且也应该灵活地采取多种办报形式和手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办报经验和思路,为新形势下政党类媒介的发展和地方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