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 ,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 ,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 ,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 ,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总结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 ,特别是百年以来 ,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 ,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 ,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大分流》与“分水岭”

站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能够对欧洲与中国的地理做一个大分别，这需要充分的想像。如果将这两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一个历史性的“大分流”，则需要充分的调查统计数据，更必须首先准确地找到“分水岭”。

《大分流》模型化解析——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Stokey(2001)的两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模拟1750—1850期间私有制经济特征的经济模型来拟合于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和中国江南经济特征。通过经济模型的研究来解释彭慕兰《大分流》所引发热论的关于工业革命发生可能性的系列问题。本文所建模型也可以看成Ramsey-Cass-Koopmans的经典模型的推广。模型揭示出文化制度差异可以导致‘分流’的发生。

皮尔·弗里斯教授评《大分流》及其加州学派

2013年5月9日，维也纳大学经济和社会史系知名教授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讲座围绕重新审视彭慕兰的名著《大分流》及其加州学派展开。

《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此即所谓“

关于《大分流》的争论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认为，与中国相比，欧洲经济并非早已(1800年前)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毋宁说。

从新史学视角探析《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出版价值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部经济史专著,该著作立足于新史学研究,运用整体史观、比较史观、唯物史观和计量史观等方法论,对世界核心地区的经济命运在1800年左右出现的大分流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系统阐述,充分体现了新史学文献出版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力。

西欧崛起: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及相关学科

西欧社会转型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人均产量的增长即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二是以富裕农民为主要依托的第三等级的兴起。社会转型的基本原因,不是一项工具或技术的发明,也不是某种资源的发现,而在于西欧社会本身,而且,是千百年社会生活的积累和积淀,既是物质积累的历史,也是精神积累的历史,一句话,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共动和互动的历史。浅层煤矿和新大陆土地资源对西欧工业革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而《大分流》的作者将其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因并且是"历史的偶然",显然是肤浅的,解构了以往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表露了历史虚无主义,不足为训。经济—社会史是西方史学的新方向,为我们有效开展经济与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了学科依托,应积极倡导并使之本土化。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访谈录

2015年7月,笔者借在芝加哥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的机会,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进行了采访。彭慕兰教授是美国历史学协会前主席(2013—2014)、美国文理学院院士,其代表作《大分流》在国际史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本次采访主要探讨了彭慕兰的治史理念以及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采访从彭慕兰治中国史的契机和原因开始,询问他是如何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的历史问题的,进而探讨了《大分流》核心观点的形成过程。然后谈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转变对彭慕兰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当前美国中国学的看法。最后是他对未来研究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