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结构——兼与三礼之关系

《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三礼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

《大唐秦王词话》的史化与诗化

《大唐秦王词话》具有史化和诗化的双重倾向,前者表现为对传记文学"实录"精神的继承,后者表现为大量诗词韵语的使用,体现了阔大、豪放、刚健的风格。这一方面提高了词话作为讲唱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了词话向章回小说过渡的迹象。

深长隽永浑然天成——从《大唐秦王词话》看韵文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意蕴

韵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诗、词、赋、赞,这些千百年来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的文学奇葩,被文坛大家培植得熠熠生辉。明代词话作家诸圣邻别出心裁地将诗、词、赋、赞作为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使之彰显出一种“人随诗来、诗即其人”,“形神兼备、浑然天成”,“凝练含蓄、深长隽永”的艺术风貌,使读者在古韵悠悠的诗情画意中,感受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迷人魅力。

汉藏文学人物形象审美意蕴研究——以李元吉和晁通的形象比较为例

李元吉和晁通分别是《大唐秦王词话》和《格萨尔王传》中隐藏于正面营垒内部的反面人物典型。两位奸王形象有诸多相似处:狠毒、奸诈、虚伪等。不同处在于人物形象一悲一喜。两位奸王阴暗人格特性的形成分别有主观和客观因素。对两位奸王的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透视汉藏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层审美意蕴:对晁通的度化和改造,预示着对人性的拯救。晁通是对格萨尔和其他勇士的反衬与补充性形象,只有他代表着"神""魔""人"中的"人"。晁通的人物形象比较复杂、鲜活,这同他是活的史诗中的人物有关。而《大唐秦王词话》处于明朝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过渡的初期,还残留很多话本和元杂剧的痕迹。

明代隋唐历史题材小说的文体探索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和《大唐秦王词话》是明代隋唐历史题材小说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它们都以"纪实"相标榜,但在故事情节提炼和创作风格上又有各自的特点,体现了这个时期小说家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唐书志传》严格"按鉴演义",全书基本上是正史的通俗化。《隋唐两朝志传》大量移植《三国演义》的情节,体现作者在文与史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大唐秦王词话》则更多继承民间历史叙事的传统,情节更具民间色彩,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总的来看,几部作品对正史的依赖越来越少,创作中来自民间的素材逐渐增加,作者对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认识在逐渐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