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札撒》对元朝立法的影响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

《大札撒》在大蒙古国时代因大汗们绝对地遵循而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元朝建立后,其权威性被元朝诸帝捍卫着,它因而成为元朝立法的基础,对元朝的立法形式、立法过程、立法内容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元朝极其重要的法渊。在它的影响下,元朝没有象历代中原王朝那般高度重视系统立法,而是把一事一法、简单孤立的条格、断例作为立法基本形式,把制定单行条格和整理编订断例、已颁行的条格作为立法重点,至终也没有颁行出具有中华法系典型特征的法典来。由《大札撒》影响所形成的元朝立法的独特性被明清立法所借鉴,致使明清法典“律例合编”,“例”被法典化,此体现了《大札撒》在中华法系中的价值,也进而揭示出中华法系具有多元性。

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生态法探析

成吉思汗《大札撒》作为古代蒙古社会第一部成文法典,带有浓郁的生态法特征,其中有关狩猎、草原保护、马匹保护、水源保护等法律条文详细而具体。《大札撒》所蕴含的朴素的生态哲学理想,契合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其具体的条文也对当代生态法制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

“札撒”、《札撒》与《大札撒》辨析

“札撒(yasa)”系蒙古语的汉语标音写法,也读作“札撒黑(yasaqha或yasaq)”,是“政令”、“惩则”之意。在《史集》等史料中,许多“札撒”是临时性的命令。作为临时性命令的“札撒”并不具有法律的性质。作为法律的《札撒》是那些针对普遍情况和一般行为、并且经过忽里勒台的商议并以一定形式公布的规范性规定。制定颁布《札撒》,通过立法来管理组织社会,是蒙古法制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大札撒》是成吉思汗时期《札撒》的集大成者,它并非颁布于1206年,而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的1229年。以成吉思汗《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律文化不仅及于汉文化区,而且在中亚等广大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论《大札撒》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观

《大札撒》作为古代蒙古社会第一部成文法典,折射出古代蒙古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大札撒》中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条文及其所蕴含的法律观念,至今仍对我国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合理保护野生动物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蒙古法文化史

蒙古法文化是北亚游牧民族法的杰出代表,在东方法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认为,古代中原农耕民族法与北亚游牧民族法之间的融合,是由蒙古法文化奠基的,在法源文化上,从成吉思汗的《火札撤》到元代中国法“诏制、条格、断倒”三位一体的法源体系;在司法体制上,从成吉思汗的断事官(“札鲁忽赤”)制度到元、明、清三代判例在司法上的广泛运用,蒙古法传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蒙古法文化史为今天北方各自治区的立法、司法与全国统一法制同中有异、同异结合的格局揭示了历史根源。

蒙古法制史研究动态

已故島田正郎先生开创的北亚法制史研究领域中,蒙古法制史研究是目前在欧美、日本、蒙古国、中国境内的内蒙古等各地最为活跃的领域.关于其研究动态,本稿将蒙古法制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为通论性研究、蒙古帝国时期、北元时期、清代蒙古、1911年以后的蒙古等共五章进行介绍和评述.作为“通论性研究”,俄国学者梁赞诺夫斯基先生率先对蒙古法制史进行通论性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其未能解读以当地民族语言书写的法制史料,故其研究的价值有限.另外,岛田先生广泛并深入地搜集汉文法制史料,尤其在探明清朝统治时期的蒙古例的全貌方面功劳卓著.然而,由于未能参考满蒙文史料和西文研究成果,终与欧美研究失之交臂,故其名声未能远播.关于“蒙古帝国时期”的法制史,最近的研究焦点是：成吉思汗制定的法典《大札撒》是否作为成文法真正存在.在“北元时期”的法制史方面,多数研究者皆以文献学的角度对蒙文法典进行研究,而只有《喀尔喀济鲁姆》得到法制史角度的研究.此外,在“清代蒙古”的法制史方面,日本学者、内外蒙古的蒙古人,以及欧美等国学者在继承俄国人开创的研究基础上,对蒙古例法典及审判制度等做了广泛研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关于“1911年以后的蒙古”法制史的研究虽已开始,且以内外蒙古学者为中心,但尚未呈活跃之势.今后,对各个时期的法制史,除文献学研究外,更需要富有法学特点的研究成果.

罚畜刑背后的数字文化内涵

蒙古古代立法中有多种惩罚方式。其中罚畜刑从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到元代立法里的辅助惩戒手段,经过北元这个蒙古法律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阿拉坦汗为巩固政权大力引进佛教,施行政教并行政策,在佛教不主张杀生,主张因果报应的思想影响下,罚畜刑被运用到各类案件中并逐渐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