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中绽放的花——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中的生命美学意蕴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大淖世界。在这里,小人物虽然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但依然追求着自由,展现出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从结构到审美内涵,小说浸透着浓厚的生命美学意蕴,又包含了作者对文明与生命关系的反思。

我们拿什么渡过苦难——《大淖记事》精读

《大淖记事》如梦之倒影般显现了大淖这片匿名的世界和巧云,十一子的爱情命运,以感知生命陷溺于苦难,却被击打得更加优美,坚强这一实质,表现出汪曾祺对于人生该如何优雅地渡过苦难的思索。

人性的张扬与放纵——从《大淖记事》与《红高粱》的比较谈起

《大淖记事》与《红高粱》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两篇重要的力作,虽然在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上有所不同,却在人性的展示上有着共同之处:游离于世俗礼教,崇尚自由。但因两位作者生存经历及时代背景的不同,在人性的审美观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汪曾祺《大淖记事》的叠音修辞艺术

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中精妙地选择和运用叠音词和摹声词等修辞方式,不仅凸显了故乡高邮的地域色彩,而且在刻画人物、表现习俗、描绘情景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现从修辞艺术的角度,欣赏《大淖记事》中语音非常鲜明的修辞现象,学习修辞方法和技巧,更好地解读原著,作为今天写作的借鉴。

《大淖记事》的诗化文本和诗化人生

文学体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关于文本的创作与解释程式。诗化小说是以小说程式为主导,在局部糅入了诗的部分程式的文本。本文首先用文体学理论讨论了《大淖记事》在形式方面的小说文本特点,然后着重论述该文本的诗化特征及其表现,再通过《大淖记事》的主线故事的意义论述了人物在爱情观念方面的特殊性:弱者的坚持之美,最后对小说表现的"诗意人生"内涵作出了符号学分析:人生摆脱了实在世界与理性世界,返回到人生的本真状态,审视人生意义本身。

汪曾祺《大淖记事》的词、句修辞艺术

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中精妙地选择和运用俗语、形容词、动词、释句、比喻、设问等修辞方式,不仅凸显了故乡高邮的地域色彩,而且在刻画人物、表现习俗、描绘情景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现从修辞艺术的角度,归纳出《大淖记事》中最主要的修辞规律,了解修辞方法和技巧,更好地欣赏原著,作为今天写作的借鉴。

浅析汪曾祺《大淖记事》的叙事艺术

本文对汪曾祺《大淖记事》叙事结构的民间性、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写人记事的抒情性以及叙事语言的诗化性等方面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论述。

微型方志、民族志与人物形象来源考——汪曾祺《大淖记事》叙事方式初探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小说是关于大淖的微型方志式笔记体小说,其中主人公巧云的人物形象源自汪曾祺童年时遇到过的"锡匠恋人"与"挑夫妻子"的叠加,十一子则来源于《白水滩》和《小放牛》两出戏剧的拼接。从小说文体到故事本事,《大淖记事》以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乐观与坚韧,从容与顽强。

诗意空间的多维建构——论汪曾祺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的连环画改编

汪曾祺诗化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里别具一格的画面感为其进行连环画改编奠定了基础,连环画家为呈现小说中“诗意和谐”的意境氛围,运用“留白”、“连续合成”和“烘托”等绘画技巧,从自然、风俗、人性三个方面构建起多维的审美空间。这不仅突显了小说淡雅疏朗的风格特色,丰富了读者清新浪漫的审美体验,而且扩大了汪曾祺小说的传播与影响,为其作品的研究展现了新的学术视野。

《边城》和《大淖记事》叙事语法的比照解读

以“叙事序列”理论来观照,《边城》与《大淖记事》两个文本,可发现它们都巧妙构设了“老——少”两代乡村儿女的爱情序列,从而形成了文本结构上“前——后”故事场的完整设置;以“叙事循环”理论来观照,可发现《边城》是以悲为主的爱情剧,而《大淖记事》则是以喜为主的爱情剧;以“语义方阵”来观照,它们征显的是婚恋形态上有爱婚姻与无爱婚姻及人性观上自然人性与文化人性的对立。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中的爱情之比较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分别为张爱玲与汪曾祺的名篇,二者在讲述人物的爱情命运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善良无辜的女主人公的爱情皆遭遇了恶势力的迫害,结局都给人留下了光明与希望。作品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十八春》虽有亮色,但改变不了小说苍凉的基调,《大淖记事》中的人物虽然历尽苦难,但掩盖不了其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两部作品的这些差异是由创作主体人生经历与创作理念的差异造成的。

汪曾祺《大淖记事》的词句修辞艺术

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中精妙地选择和运用俗语、形容词、动词、释句、比喻、设问等修辞方式,不仅凸显了故乡高邮的地域色彩,而且在刻画人物、表现习俗、描绘情景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

《大淖记事》英译本“散文味”的淡化

“散文化”是汪氏小说的典型特点,也成为了他小说的一张名片。在其作品的英译中,保留这种“散文味”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考察了译者对“信达雅”之“信”的拿捏,也是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之一。对比研究《大淖记事》原文和邝文东的英译本[1],发现原文在遣词造句、文章结构、语言内容方面表现出浓郁的“散文味儿”,而译者在译文中删减原文内容、变换句式,致使原文的“散文味”在译文中变得稀薄。研究发现,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有三:英汉语言系统的不同、文化差异、译者的“有心之失”。

自由的追求与捆绑的痕迹——重读《大淖记事》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新时期小说中的名篇。作者在思想与艺术上对自由的追求与曾受捆绑的痕 迹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小说的价值正在于这种张力,它凸现了作者当时真实的心态。

论汪曾祺的“平常化”叙事——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汪曾祺在其作品中着力用"平常话"塑造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其作品也被贴之以"淡然"、"平和"的标签,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在汪曾祺笔下以清新的风景画展开,其中《受戒》以及《大淖记事》是其中的典型之作。传统文化对其创作影响颇深,其中,儒家思想的浸染以及晚明归有光的清淡是汪曾祺得以如此"平常"的理论基石。

浅谈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风格——记汪曾祺的《大淖记事》

汪曾祺是20世纪80年代重登文坛的一位老作家，但他却以一位“青年作家”的姿态进行创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跨越两个时代的一位作家。《大淖记事》中，作者又从大淖这个地方的人们身上寻觅着“美”和“人性”。这里的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挑担、挣钱，坐相、走相也和男人一样。她们全无顾忌，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可以在丈夫外再“靠”一个。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随心所欲，生命得到了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英俊的小锡匠十一子之间纯真赤诚的爱情，

论《大淖记事》中底层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其作品因风格独特、清新自然而享誉文坛。其中,《大淖记事》主要描写大淖地区底层人物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喜怒哀乐,处处彰显他们在卑微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高贵和纯净。这正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者和谐共处的文化内涵,也使《大淖记事》在汪曾祺的创作过程和当代小说中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大淖记事》文体学细读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他的小说具有＂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大淖记事》是其经典代表作之一。本文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来分析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汪曾祺“另类”写作的主体表达——《大淖记事》再解读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古典抒情诗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文学创作以清淡质朴的文笔传递人间温情,他总是以自己的亲历为原型,将笔触放置在小人物的悲欢上,展现出底层百姓的酸甜人生。《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以诗化的语言建构了一幅充满烟火气、人情味的“大淖上河图”,以一对苦命鸳鸯的爱情历程展现出大淖的民风民俗,有别于80年代的其他主流创作,形成了一种另类的主体表达。

试析汪曾祺《大淖记事》词语形象色彩义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运用大量富有形象色彩义的词语,不仅凸显高邮的地域色彩,也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构筑了别具特色的听觉世界和视觉世界,其中叠音词的使用尤为重要,通过对这些词语的分析可以看到隐藏在词语背后人物的情感世界,体味汪曾祺小说的“抒情性”和“通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