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民国以来,前贤时哲对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考察《大清会典》性质,考察其编纂、体例和版本,阐发其法律价值等。这些既有成果,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行政法规和官书编纂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清“会典馆”的运作机制尚未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应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传统邮驿体系的时—空结构与清帝国权力网络--从《大清会典》驿程看清代通讯手段的时效困境

清帝国依托庞大的邮驿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帝国权力网络。集权国家需要克服距离越远对地方控制越难的问题,因而在长期保持对里程信息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驿程的记录与实际运行与之互为表里。《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驿程信息主要有三类: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其记载有着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用“链条状”和“树状”两种方式呈现了驿路的分布结构,其向心性和层级性表达了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空间秩序与特定的政治思维。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也是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交通史的研究也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驿置里程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到京日期”就是时间信息与地理信息对应的产物,是“距离时间化”的表达方式,能直观反映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里程距离是固定的,但运行时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带来不确定性体现了邮驿网络的动态变化和帝国权力的伸缩与强弱。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而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也成为清末驿站体系僵化最为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

清代行政立法理念与路径探析--以《大清会典》编纂为例

《大清会典》历经五朝纂修,作为清代行政法律的典型代表,对清代国家行政治理和行政体制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和保障作用。《大清会典》在编纂过程中始终贯彻“成画一之规”的统一理念、“一代之治法”的实用理念和“为百官奉行”的治官理念等核心理念,并且通过“典例分编”的总体结构、“以官统事”的编排体例以及简洁性、准确性与逻辑性并重的语言表达,覆盖清代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套结构严密、内容完备的清代行政法律体系,在统一行政标准和澄清吏治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吸取清代行政立法的智慧和经验,能够为当代行政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彰显中华法系的独特魅力。

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

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断代政书<钦定大清会典>,先后由五位皇帝分五次开馆纂修: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历时二百余年,经过了八朝皇帝.这五位皇帝的开馆纂修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庆六年,光绪十二年.

乾隆《大清会典》编纂述论

乾隆《大清会典》的编纂有组建编纂队伍、征集资料、确立管理制度、确定编纂体例、商讨内容取舍等环节,各个环节几乎都是在乾隆裁夺下进行的。编纂队伍的组建具有满汉兼顾、内行修史、灵活变通的特点,会随时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各类编纂人员的数量。在资料征集方面则依靠皇权,随时可以调看皇帝实录、各衙门的档案文书等相关资料。为保证修书进度和编纂质量,乾隆群臣还制定了考勤考绩、进呈御览等规章制度。在编纂体例方面,乾隆会典实行典例分列的编纂方式,极便省览,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了一些条目的次序,还详加考证,保证了典制记载的准确性。在内容取舍上,乾隆会典做到了辞简事该,突出了重要典制。

从《黑图档》看《大清会典(嘉庆朝)》纂修史料的收集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嘉庆朝》内包含了许多涉及到《大清会典(嘉庆朝)》纂修情况的档案。本文以《黑图档·嘉庆朝》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从嘉庆朝收集《大清会典》纂修史料入手研究嘉庆《大清会典》的纂修,以期为当前的清代档案利用与编纂提供借鉴。

清代官修史书与《大清会典事例》

《大清会典事例》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也有记载失实的地方。清代编修有关《实录》及《大清一统志》、续修《三通》、《大清会典》等，这些官方纂修历史文献事在《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有记载，但讹误失实的地方很多。对这些《会典事例》中的错讹加以辨正考订，对研究清代史学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清代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的变化

一、榷关的设置及相关问题明清榷关可划分为户部关和工部关,在榷关管理上,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管理部门不同,榷关分别由户部和工部管理;二是征收货物类别不同,一般来说,户部关以征收日常百货通过税为主,工部关则主要征收竹木、船税等;三是关税归属不同,户部关所征之税上交户部,工部关所征之税上交工部。同时,由于传统社会中央财政与皇室财政划分不清晰,关税有时上交内务府,成为皇室收入一项重要来源。

关于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的新视野——《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序

此项研究是利用涉及盟旗制度的当时有关档案史料,重新审视过去对清代蒙古社会构造的理解。清朝统治在内蒙古地区长达300年,而在喀尔喀地区近200年。过去对蒙古社会构造的理解,主要来自于清代的法律史料,如《大清会典》、

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本文概括了清代“不加赋”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不加赋”的实质内容,并着重分析了这一政策在乾隆朝以后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种种消极影响。试图从“不加赋”这个特殊角度,展示从传统向现代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困境,以及造成这一困境的文化背景。

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

开展北京历史人口的研究对探讨北京人口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清代,在长达260余年的历史中,八旗人口一直是当时北京(又称京师)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清代北京城市人口的发展规模。因此,探讨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数量和演变是有价值的。

清朝统治蒙古的体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

生存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民族统一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中，与蒙古各部发生了复杂关系。满族与蒙古族有着相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犬牙交错。《圣武记》卷１：满族与“蒙古语言居处不同而衣冠骑射相同之国也”。《听两丛谈》卷１：“满洲之俗，同于蒙...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李映发清代州县以下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如何？一般著述概论为保甲制度。有文章涉及里甲制度或图甲制度，但未作正面论述。这三种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何？与镇、集、乡、村、庄、寨等又是什么关系？理清这些问题，有益于政治史、经济...

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

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陈锋清代的钱粮征解涉及到钱粮催征、运解京饷、运解协饷、收粮上仓、运解漕粮、钱粮催科考成、清理钱粮积欠等诸多具体的问题。钱粮征解的规范或失控，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与吏治的好坏、纳税者的承受能力、政策导向与制度的更张相关联。本...

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

清朝官方史学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繁荣发展之后,在道光朝已经显著衰退,但仍然保持着记录和编纂本朝各种史籍的基本格局。此外,清季的官方修史取得一些值得注意的业绩,如修成嘉庆《大清一统志》、纂修光绪《大清会典》及其附属各书、国史馆扩展其修史项目等,还编纂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等书。这些书、史编纂,密切联系了清廷的政治需要,也包含有史学学术上的追求。即使在国力衰减、充满危机的状况下,清朝依然坚持了官方史学的运行,这一点超越了以往朝代,尤属可贵。

清代琉球国王印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谓集大成者,在官印制度上亦有所反映。《大清会典》记载,凡印之别有五,一曰宝,二曰印,三曰关防,四曰图记,五曰条记,不同规格代表不同的等级。清代官印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入关以前印文以满文为主,入关以后印文增加了汉字和其他民族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年)之后,因为满文篆字的创制,又将印文中的满文本字改为满文篆字。清代的官印制度同时也延伸到了藩属国国王印的领域,清代藩属国国王印由清廷制作、颁发。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察度向明朝称臣,琉球与中国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明清两朝曾颁发国王印给琉球作为权力合法性的象征。

清朝屯田

清朝屯田乌廷玉屯田是清朝经济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尚无专文论列，本文试根据清朝官方文书，并结合有关文献，对清朝屯田发展、作用、特点等问题进行较全面的探讨，提出来供学术界参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一、屯田区的建置和发展清族入关以前，已在东...

历史的留影:清代中朝两国的边疆政策

清代中朝两国之间的边务争端，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正确阐明清代两国的边疆政策，有助于了解和解释清代两国的边务争端。为此，本文从两国的政治关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