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修律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但由于修律本身只是清廷变法自救的产物，因而《新刑律》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是一个新旧杂处的矛盾体。一方面，《新刑律》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制度中的精神、原则和立法技术，确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废弃了沿袭几千年的肉刑和酷刑：另一方面，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十恶之罪”、“容隐”、“尊卑”等维护封建常纲礼教的内容也被大量地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中国传统量刑制度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对象

中国传统的量刑制度在清末修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刑律在法定刑的设定方面采取了相对法定刑制度,增加了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从而扩大了法官量刑的权力。另外,传统法律中影响量刑平等的情节也大都被废止。民初的司法实践也能表明清末刑律中的量刑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

《大清新刑律》对日本刑法的继受及其反思

晚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为了摆脱危机被迫进行了变法修律,刑法的变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变革的代表性成果,就是深受日本近代刑法典与日本刑法学家影响的《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和颁布。《大清新刑律》中继受了日本刑法典中所确立的刑法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在法典体例结构方面也借鉴了日本刑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的做法,打破了中国古代"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刑法近代化之门。

近代中国刑法术语的输入与定型——《大清新刑律》对日本刑法术语的移植及改造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颁布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1年1月25日)的《大清新刑律》是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法律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该部法典打破了中国历代所采用的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形式,采用了近代西方国家刑法典的体例,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等一些近代西方先进国家普遍施行的刑法原则,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刑法近代化开端之标志。

《大清新刑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动

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审视《大清新刑律》，可见它在刑法体系、刑罚制度、刑法内容等方面与现代刑法有诸多相通之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现代刑法过渡的分水岭。

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产物 ,从体系到内容都移植了西方刑法。它遭到礼教派的种种责难 ,这表明清末移植西方刑法的艰难。虽然《大清新刑律》在清末没有得到实施 ,但它的颁布使中国刑法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并成为民国时期刑法的重要历史渊源。

《大清新刑律》编纂过程中的立法权之争

以《大清新刑律》的编纂为视角,晚清新政中的立法权之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订法律大臣与法部、大理院关于法律起草权之争,第二阶段是宪政编查馆与资政院关于法律考核权与议决权之争。立法权之争的背后受到法政机构权力之争和礼法之争双重因素的影响。在权力之争中行政权虽然势大并试图控制立法权,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够自我克制。论争明确了法政新机构的职能与权限关系,基本维持了晚清预备立宪的秩序,具有积极意义。法政机构的论争可以出现妥协结果的原因,在于更高权威的存在与法政新机构中关键人员的一身多职。

晚清围绕《大清新刑律》的争论

一个社会的刑法要不要去依据、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凝聚力?

冈田朝太郎与《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刑法典，也是清末法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参与起草了这一刑法典，以后又起草了民国初期的《暂行新刑律》，前后共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他能在中国长期工作，是因为它深谙现代刑法学、学会了中文、与沈家本配合默契。在清末的礼法之争中，冈田朝太郎站在“法理派”一边，并用现代刑法学理论批驳了“礼教派”的一些观点。《大清新刑律》主要吸收了日本、德国刑法的内容，礼法之争实为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争。

论《大清新刑律》的刑罚制度

论《大清新刑律》的刑罚制度周少元《大清新刑律》第七章为“刑名”。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下：“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

《大清新刑律》与《大清现行刑律》辨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修订法律的活动。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主持,制订出诸如《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法院编制法》等一系列中国法律史上所没有的新法律。以此为契机,中国封建法律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但是,由于这次修律时间短促,过程复杂,清王朝又很快被辛亥革命的巨浪吞没,所以,不但资料混乱,而且解释上也往往出现偏误。《大清新刑律》与《大清现行刑律》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例。

《大清新刑律》中共同犯罪人分类之研究

《大清新刑律》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中国刑法史上开天辟地的选择。其对传统分类的摒弃,对最先进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刑法理论的借鉴,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通过对这种移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便于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进行反思。

从《大清新刑律》看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始终贯彻于《大清新刑律》制定过程之中,它从法律移植、法制变革方式和法治精神变革方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方面都对我国法制现代化以有益启示,而且礼法之争中的社会大讨论的形式,也可以为法制现代化提供借鉴。

论《大清新刑律草案》对罪犯基本权利的保护——近代三大刑法基本原则视角下的分析

《大清新刑律草案》渗透了西方近代进步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不仅全面体现了西方近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而且从法律制度上较为鲜明地表现了对罪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开始向近代转型,既是中国传统法律从维护国家权力向保护个人权利转型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人权保护法制化的开端。该法律草案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清末沈家本修订刑律的功绩及成因

清朝末年,沈家本奉命主持刑律修订,制定出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该律的问世,既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开始,也是沈家本修订刑律取得一定成功的明证。沈家本修订刑律成功首先取决于历史条件,其次得益于他的个人素质。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

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

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中国民航学院社科部杨惠一、近代刑事立法概况从清末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刑事立的历程是曲折而艰难的。１９０１年清廷发布“新政”诏旨，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变法修律活动，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序幕，也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