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若干问题的重新思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外文明相互交融的见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碑文中的叙利亚文Shiangtsua应为沙州;Khumdan为长安;大德及烈不是Gabril。

试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话语建构

作为考证古代基督教东渐历史及中国基督教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文化历史价值早已被许多专家学者所关注。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研究该碑文历史叙事的文学特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个人传奇为基础,凭借中国传统文学的用典与对仗等修辞手法建构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有效地把景教教义、景教在唐朝的传播历史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实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汉语创建。

汉唐时人对大秦的认知及其域外观念——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大秦”为中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包含唐人对"大秦",即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认识和描述。这一描述既有事实成分,也极尽美化;既来自汉魏史策,也采用汉唐传闻或笔记小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大秦地理四至、珍异物品和风俗制度。而从中可以看出,大秦在汉唐人心目中就是一个富庶文明的国度,其文物制度丝毫不比汉唐中国逊色。这就透露出古代中国人的域外观念中,并非只有一种华夷观,同时也具有认可世界上存在另一文明中心的观念。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一: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唐朝首都长安,时称景教。景教入唐传播之说得以确立乃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命人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起初该寺被称为'波斯寺',到了天宝四年(745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Khumdan”与“Serag”考析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Khumdan"与"Serag"是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疑难问题。通过对古叙利亚文的深入研读及对中外文献记载的认真比对,可以确证"Khumdan"为唐长安的外来译名,而Σηρα(Sera)则是古代西方尤其是叙利亚地区对洛阳的具体称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出现的古叙利亚文"Serag"则是承继这一传统称谓的结果,其所指就是洛阳。

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看唐代外来宗教发展

唐朝初,由于持"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不少外来宗教得以进入中国,但最后仅有以祆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三大外来宗教组成的"三夷教"之说能够留在世人的视线中。那么需要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迅速从众多外来宗教中脱颖而出,并立足于唐代至少二百五十年呢?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看,笔者以为想要在唐朝时迅速发展宗教,需先以上层统治者为发展契机,融合主流宗教,并深入本土文化才能得以发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碑，全称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于西安，今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该碑是一通纪事碑，唐建中二年（781年）由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景教的寺院中。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释义

关于《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名，大秦是指当时的东罗马帝国，景教在多数学者看来是基督教的一支，即聂斯托利派。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一个叫阿罗本的传教士“贞观九祀（635年），至于长安”。

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

我国唐代初年(公元七世纪前半叶),即天主教的一个支派聂斯脱里教开始由波斯传入中国,历时200余年,时人称为景教.元代忽必烈在位时(1260—1294),该教再度兴盛,曾在甘肃、宁夏、西安。

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岐异

一、叙利亚文部分的重要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分为汉文和古叙利亚两都分,正文为汉文,古叙利亚文字分列于碑边、碑底和碑侧。研究者们对汉文某些词句的理解,多不相同,对某些古叙利亚文字的释译以及对某些叙利亚文僧名的考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有些与唐景教会的组织机构和景教碑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因之,对于这些释译,考订之差异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评介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发表的《共同声明》及其对中国“景教”的意义

评介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发表的《共同声明》及其对中国“景教”的意义董太和景教碑碑首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是公教会。———圣依纳爵（２世纪初教父）一、《共同声明》的主旨上海教区光启社《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刊登安才先生译自《新人》周刊...

景教碑·景教·基督教

今年夏初,笔者有机会去了西安一行。在历史博物馆见到了久仰的《景教碑》,使我感慨万千。兹结合历史与现实,作一报道如下:一、景教碑的发现 景教碑高236公分、宽86公分、厚25公分。碑头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见附照)。碑面正文有1695字,上下款67字,侧面有人名、职名76个。汉文、叙利亚文并列。碑文上端饰有莲花云纹。莲台上安放十字架。碑身呈墨色,显然是历年来墨包拓印的结果。

《景教碑》研究中张赓之辨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研究中，最早有关景教记载的是李之藻所撰《读景教碑书后》，由于后人对文中“岐阳同志张赓虞”的误读，造成《景教碑》研究的混乱。作者通过跨学科、多方面大量爬梳资料后，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大胆得出“岐阳张赓虞”就是“温陵张赓”之误的推断，试为《景教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7世纪波兰汉学的汉语声母特征分析--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拉丁注音为中心

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翻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善的汉字拉丁注音方案。目前,学界针对卜弥格的拉丁注音方案的专门研究较少,文章试图通过对卜弥格的碑文拉丁翻译文本的汉语语音系统整理,将之与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等三个早期汉学家拼音方案的声母系统对比,根据其间的异同之处分析卜弥格对汉语语音特征的认识,进而研究17世纪波兰汉学中的汉语语音特征。

《景教碑颂并序》《唐景教碑颂正诠》训话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领并序》的正文训话具有基督教文本训话第一块里程碑的学术地位,其“序”对“颂”的训释、“序”“颂”各自的文内训释显示出汉语圣经诠释学与传统训话在唐代已经水乳交融的样貌。对景教碑随文而释的《唐景教碑颂正诠》与传统训话学的训话内容类似,均对字词、句、篇章、结构、修辞、语法等作训释。它在运用训话学方法方面灵活自如,常用直训法、义界法等;也使用诠释学之推因法。“翻译”是融通诠释学与训话学的桥梁之一。二文本均使用义训最多,也用声训和形训,对它们的研究具有增补唐至明训话学史的意义。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