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思想与末法观念——北朝《大集经》的流行与刻经

北朝时代出现一批《大集经》的修学者,尤其是地论师,而且他们重视"无碍"的思想影响了华严学的发展。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集经》注释的残卷BD03106(腾6)——《大乘五门实相论》,是依《十地经论》的思想而解释《大集经》,既有"转疏为论"的文本形式创新,更体现从"空"至"圆融"的诠释创新。同时,灵裕在营造大住圣窟时,特别凿刻《大集经·月藏分》;另外,如南响堂石窟以及山东刻经中也出现《大集经》等经句,彰显北朝佛教末法的危机意识与护法精神。

《大集经》与地论学派——以判教为中心

中国佛学的创造转化，是基于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尤其是通过对一些主要经论的诠释，消化、融合印度佛教，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五世纪初，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了《法华经》、《般若经》、《中论》等大乘经论；接着，昙无谶在凉州译出《涅檗经》，佛陀跋陀罗译出《华严经》，于是大乘经论已经充分地介绍到中国佛教界。

论昙鸾大师的以持名为主观想为辅的念佛方法

昙鸾（476～542）由于注解《大集经》，而感气疾。后气疾虽好，却又感到生命短促，如果不获长年，便难完成一切志愿。于是出门寻访长生不死的良药，以此因缘，得遇菩提流支三藏，授于净土法门，从此通身靠倒，一心归信西方净土。

中国佛教文化的辉煌篇章——凉州佛教文化琐谈

昙无谶（385～433）天竺伶印度）人。幼年出家，遍诵佛学经典，20岁时佛学造诣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西域称为大咒师。他云游求法，东至龟兹，又到姑臧，受到北凉王沮渠蒙逊礼遇，卓锡凉州，学习汉语，潜心译经，以凉州沙门慧嵩、道朗为助手，先后译出《大涅口经》《大集经》《菩萨戒本》等24部150多卷。魏太武帝欲迎之，

弥陀本愿永放光明

“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

《十轮经》中土传播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十轮经》曾两次被翻译。《大方广十轮经》的译者不明,翻译时代大致在六世纪初以后、隋建国之前。《大方广十轮经》早期的传播以三阶教为中心,隋开皇末,三阶教受到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该经的流传。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玄奘重译《十轮经》。这次重译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译本内容的完善上,更重要的是玄奘以他亲履印度、中亚诸国的经历,以及他在当时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从源头上肯定了《十轮经》的经典性质,并将其归入中国佛教界已有重大影响的《大集经》系列之中,从而大大提升了该经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此后,《十轮经》受到了众多高僧大德的重视,其义理方面与其他大乘经典的矛盾也得到了合理的解说,流传愈益广泛,对民众的宗教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解与解脱——佛教解释学之我见

佛教不仅涉及和回答了西方人所说的解释学问题，而且提出和回答了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不曾为西方解释学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佛教所面对的解释文本的许多特殊性决定的，而这又是由佛教的特殊的本体论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名实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佛陀所发现的作为解脱之基础的那个存在，“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见最难见．遍一切处，一味真实”。从佛教与语言的关系说，它有既可说又不可说的特点，正如《大集经》所云：“如来正法实不可说，

地论宗的融即论与缘起说

一、序言北魏永平年间(508-512年),随着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世亲所著《十地经论》,一个研究新思想的学派诞生了。虽然这个学派被智■、吉藏等以及他们后代的佛教者称作地论师,但是现今却被称作地论宗、地论学派等。地论宗在隋末唐初即失去了作为学派的统一性。但是《十地经论》的研究却由华严宗的法师们所继承,所以也有认为地论宗是为华严宗所吸收。地论宗仅历时百余年的发展,并且其文献大多遗失,流传下来的只有灵裕(518-605年)的《华严宗文义记》的残卷以及净影寺慧远(523-592年)的诸著作。并且一直以来都认为,把慧远的诸著作特别是《大乘义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敦煌发现的地论宗文献研究现状

一、早期的研究状况与隋唐佛教的其他宗派相比较,关于地论宗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在学界似乎没有专门将地论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通常是华严宗的研究者将地论宗作为华严宗的前身而进行研究,唯识宗的研究者将地论宗的教理作为摄论宗和法相宗的唯识说的前身而加以研究。天台宗和三论宗的研究者,也往往是从智者大师和吉藏是如何批判和超越地论师的角度来关注地论宗的文献。净土宗的研究者虽然关注净影寺慧远的净土思想,但对于其他地论宗的文献则关注不多。在《大乘起信论》的研究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