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月刊现代文学英译作品中构建中国形象的途径及效果

在全面梳理中国形象传播途径及效果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形象学、翻译学等理论,分析研究当代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开端及重要载体———20世纪初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研究发现,《天下》月刊所刊发的现代文学英译作品描绘中国形象的途径主要分为四种:觉醒的中国、诗意的中国、不屈的中国、变革的中国。通过分析该期刊所呈现的最终效果得出结论,《天下》月刊英译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未达到预期,其根源在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与翻译方法的制约。以史为鉴,国内学者应当时刻警惕和反思当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方式,时刻准备面对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会遇到的话语困境。

《天下》月刊的成功之道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异域的阐释与中国在异域的国家形象建构多是由西方人士主导,他们出于各种缘由常常对中国进行“有意误读”或“妖魔化”书写,未能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因此主动向西方阐释中国,塑造好中国形象,摆脱“失语症”的话语危机,是我们迫切需要从事的工作。

《天下》月刊与中国文化的译介传播

《天下》月刊的译介出版活动,践行了该杂志“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实现中西方之间更好的文化理解”的文化宗旨。它通过多元化的出版选材,跨专业、多元化与国际化的中外译者和撰稿人群体,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合理完善的编辑发行体系将中国文化成功地传播到西方。《天下》月刊译介中国文化的成功之道为我国当下期刊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也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天下》月刊与早期中国新文学的对外译介

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刊物,其旨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以期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而文学译介就是他们选取的重要手段。将正在发生的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天下》月刊成为了新文学三十年里,中国文学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1930年代是中国左、右及各方政治文化势力交锋激变时期,《天下》力图保持中立,但还是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这场文化贸易从一开头就显示出巨大的不平衡,表面是文化命运,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国运。弱势民族国家如何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成果,《天下》提供了考察此一问题的绝佳样本。

《天下》月刊对中国新诗的译写与传播研究

《天下》月刊是中国对外传播本土思想文化的先行者,也是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英译诗集——《中国现代诗选》的前期翻译实践园地。新诗的译写是《天下》月刊对外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份同人刊物,《天下》月刊的编辑、诗人、译者三者关系密切,共同通过新诗译写来实践并实现其诗学理想。在独特的办刊理念影响下,《天下》月刊倾向于选择兼具古典诗歌质素与现代诗歌内蕴的新诗,译写者多采取异化又比较灵活的策略,意图连接世界诗歌与中国新诗,创设与西方对话的位置。同时,作为中西方文化精英“想象的想象物”,《天下》月刊新诗译写生成于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微妙博弈、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文化选择之中,并与世界主义、民族国家等诸多话语缠绕共振,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其实践对于今天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天下》月刊与中国艺术的对外传播

中国学者独立主办的近代英文期刊《天下》月刊凭借其独特的传播理念、多元灵活的传播策略、引人关注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刊物通过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发行渠道,将中国艺术带入西方人的视野,成为西方人认识见证中国艺术的重要途径。《天下》月刊是中国艺术对外传播的典范,不仅汇集了近代中国艺术对外传播的重要研究资源,也为中国艺术对外传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天下》月刊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及其中国形象的建构

现代中国学者独立主办的英文月刊《天下》刊载大量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刊物通过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发行网络,将中国文学带入西人的视野,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与翻译学理论,剖析了《天下》月刊在英译中国典籍、古典诗歌和戏剧以及现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谱系。《天下》月刊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形象,成为英语世界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据,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也为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持。

后五四时期外文期刊的编辑理念与实践——以《天下》月刊为例

后五四时期,面对东学西传过程中东方失语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外文期刊出版活动打破“西方中心”的话语主导权,积极进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阐释。以《天下》月刊为主要代表的英文期刊,将“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作为核心理念,通过稿件选择、栏目设置、作者译者多元阵营等编辑出版策略,以高度的主体性在世界语境下搭建了诠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交流平台,旨在通过自身的文化自觉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解释。《天下》月刊的编辑理念与实践呈现了民族关怀与世界眼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张力与价值,对于当今外文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亦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

《天下》与鲁迅的“天下”传播

《天下》是一份英文文化期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先后在上海与香港编辑出版,在公正性与国际性的原则下"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所以《天下》虽具有官方的资金支持与人事背景,但还是从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向西方大力译介宣传鲁迅。《天下》对鲁迅的译介与责任编辑姚莘农有极大关系。鲁迅逝世后,姚莘农第一时间在《天下》刊发《鲁迅:他的生平与著作》强调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利用"书评"栏配合宣传斯诺《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还接连在《天下》刊发鲁迅作品的英译文,向西方世界展示鲁迅的文学成就,从而充分利用了《天下》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构起的国际文化空间,扩大了鲁迅在西方的影响。

英文月刊《天下》对鲁迅的译介

《天下》月刊是民国年间极少数纯粹由中国学人主办的最重要的全英文期刊之一,在全面深入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成规模地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翻译和介绍。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其中占有明显突出的位置。《天下》月刊通过翻译、专文以及书评三种形式,在鲁迅逝世前后,对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译介和宣传,对鲁迅由海内走向"天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就《天下》译介鲁迅的三种形式提供了第一手具体的相关材料,并作了必要的解析。

基于文化视角的老舍作品初期译作研究

短篇小说《人同此心》、《且说屋里》英译最初发表于《天下》英文杂志,是老舍作品译作的发端。基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考察老舍作品初期英译的赞助人、译者与作品,探讨译作中的文化元素翻译策略选择及制约,填补了老舍作品初期译作研究的空白。通过分析表明,宏观归化翻译策略并不排斥微观异化翻译策略。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各种文本及文外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制约。

从童寯到喜龙仁:近代中国园林研究的东学西渐

西方对中国园林的认识经历了3个阶段:从早期的向往热爱到20世纪前后的贬抑排斥,再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回归理性。通过梳理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阐释了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一次转变与中西意识形态的交锋和中日对外文化传播的竞争有关,为应对这一转变,1935年中国学者创办英文版《天下》月刊,1936年建筑学者童寯发表英文文章《中国园林》,1948年美术史学者喜龙仁出版外文著作《中国园林》;这些事件前后呼应,开启了确立中国文化国际形象的新历程,推动了中国园林在海外的传播和海外学者对中国园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