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编纂诸问题考论

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中征引了数量可观的诗赋颂赞类文学作品,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诗赋颂赞大多转引自《艺文类聚》,并且具有特殊的位置关系,这有助于研究《天地瑞祥志》编纂的材料来源,对研究其编纂者身份也大有裨益。编纂者以注文形式对《招魂》作政治灾异论的阐释,又从“瑞祥”角度征引诗赋,思想上具有“祗承谴诫、预避灾孽”的讽喻用意,这一点区别于简单为文的目的,但是对诗文材料的甄选和全书的整体编排又呈现出体例标准不一的情况,这暴露出了编者萨守真对传统中国的灾异祥瑞学的理解困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和不通达之处,从而也可证明萨守真并不是中土唐人。

日藏汉籍《天地瑞祥志》所引诗文价值综论

流传于日本的汉文典籍《天地瑞祥志》残卷征引了四十余篇诗文作品,其中绝大多数见于《艺文类聚》等传世文献。比勘文本可知,《天地瑞祥志》所引诗文在文字、文句以及作者等方面具有校勘价值;有些诗文不见于传世文献,或比传世文献引文丰富,具有补遗价值。就六朝文本变异而言,无论是文字还是篇章,作为写本文献的《天地瑞祥志》都可以提供绝佳的例证,并提醒我们讨论六朝文本变异这一问题的界域与限度。

《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探讨

残存于日本的中古时期重要的汉文典籍《天地瑞祥志》,根据中、韩、日学者的初步研究,再加以深入的检讨,可以确定为新罗人所纂集。它的编纂宗旨与内容特色,反映出新罗对汉至唐"知识—思想"系统的接受情况。《天地瑞祥志》提供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之前新罗文化水平的新证据,促使我们对新罗文化史、新—唐文化交流史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从《天地瑞祥志》看《山海经》的接受与传播

《天地瑞祥志》诞生于7世纪中叶的新罗,汇集了大量中国文献中的天文、符应知识,又借由在日本的流传而保存至今。从性质上说,这是一部汇集符应知识的专门类书,根据天地间不同的事物门类择取了不同文献的相关记载。尤其是在有关动物符应的“禽惣载”与“兽惣载”两章中,对中国难以归类的《山海经》知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天地瑞祥志》的研究,不但可以揭开《山海经》在朝鲜半岛上的一段悠久而独立的接受与传播史,更可以从一个新的切入点审视东亚文化圈内的思想传播。

關於傳到日本的術數書、占書

自古以來,大量的書籍從大陸及朝鮮半島傳來日本,對日本文化的形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政治、經濟方面,傳來法律制度、文書,於是相關制度自七世紀後半葉開始完備,隨着公元701年大寶律令的成立(翌年施行)而開始實施真正的律令制度。在文學、思想方面,佛教傳入的同時有很多經典、義疏傳來,推動佛教成爲日本最核心的宗教,而以《論語》爲首的儒教經典自古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