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而不究:中古《天文志》变化浅析

《天文志》是正史志书中的一个重要而传统的组成部分,但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篇幅上,唐初以前所修史书中,《天文志》所占篇幅达到10%以上,而宋以后则在6%左右。在内容上,《天文志》开始以记录各星辰位置意义为主,而后加入与人事上的联系。这股潮流在南北朝至唐初所修诸史达到了高潮,几乎每一种星象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占",同时也会有相应的事件与之对应,即"应"。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增添对观测技术、宇宙构成讨论的记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家们逐渐抛弃了关于"占"、"应"的部分。只留下天体客观的运动现象。一方面,这是因为宋以后的朝代,都是以征服前一王朝而建立,与中古时期的禅让政治有所不同。较之以前,各开国君主减少了用天命、德运、星象、符瑞等神秘事物来确立自己的权威的需要。《天文志》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其在诸志中所占份额自然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由于史书编撰方法、思想学风发生改变,政府对星占之术的打压、天文官僚的前途变窄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天文志》中逐渐剔除了"占"、"应"之内容,变得更为客观。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隋书·袁充传》的记事中,太史令袁充上奏炀帝的诸条天象为“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即伪造。当时及后世均对袁充多有批评。但根据现代天文学手段计算,袁充上奏中可考的部分均基本符合史实,并非随意捏造。袁充上奏的天象为实,只是他避重就轻,粉饰占辞,以谄媚炀帝。其性质并非天象上的造伪,而是解释上的附会。同一天象,《天文志》与《袁充传》的占辞完全相反,这是由于《天文志》占辞为撰者李淳风根据占书推算的结果,而非当时太史监的解释。李淳风的执笔意图有两个方面:一是后见之明的不自觉解释,二是证明隋亡的天意及李唐的正统。

《清史稿·天文志》纂修考

作为《清史稿》诸志之首的《天文志》地位重要,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纂修过程却不甚了了,相关回忆文章仅记载其作者为柯劭忞,序为金梁所作。通过对台北故宫《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及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藏的《天文志》稿本进行查考,可知参与该志编纂的还有邓杰臣、王崇源、冯祖植三人。他们与柯劭忞分工不同,贡献各异。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梳理,基本可以还原该志的纂修经过。分析可知,其内容缺漏这一重大硬伤在稿本中并不存在,问题出在《清史稿》成书过程中。

班昭:“二十四史”唯一的女作者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竞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日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