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天演论》中的译者主体性

作为语言转换和文化传播的桥梁,翻译在不同的文明交往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译者往往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主体地位,及其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严复译《天演论》出发,结合翻译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译者主观能动性对翻译活动,包括翻译策略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操纵理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天演论》译文片段分析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并将其与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加以联系,以探究翻译目标、方针策略、译文如何形成等与翻译实践相关的问题。该理论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影响翻译实践,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通过分析《天演论》部分译文,本文论述了操纵理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原文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语言风格。

严复《天演论》之未遵循“信达雅”分析研究

本文从“信”“达”“雅”三个翻译理论角度来论述严复《天演论》并没有遵循此翻译三原则。以及从文化和社会背景两方面来分析其影响深远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评述《天演论》。

严复《天演论》对孟、荀人性论的调和及其理论得失

严复于其原创成分较多的《天演论》一书之中,不止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天行”的“丛林法则”逻辑在“人治”层面上的运用,而更是倡导一种荀式“制天用天”精神。但与其荀式主旋律貌似相冲突的是,《天演论》通篇使用“固有之良”“天良”等概念以指代人性,这又似是一种孟式的人性论。实际上严复于《天演论》实现的,是统合两种演化机制——即“慈幼者仁之本”的亲缘选择与“制自营以保群”的群体选择——并强调“天行”与“人治”的“异物同归”关系,于是初步调和了荀式“善群”思想与孟式“非由外铄”的“固有之良”。

从传播学视角看《天演论》的译介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启示

中国文化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文化译介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只有遵循传播原则和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传播学可为中国文化译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考察以往的成功译介案例可从中获得对中国文化译介具有指导作用的有益启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比较复杂,而译者遵循了传播原则和规律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译介可从《天演论》的成功译介中获得若干启示。

论严复《天演论》的文化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试图通过严复选译的《天演论》来探析其文化倾向、文化态度与目的、文化创造力以及《天演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与现实意义。

严复译本《天演论》的变异现象——以功能翻译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依据,系统地探讨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内容、语言风格、文本功能等方面的变异现象,剖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译者的政治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揭示了《天演论》变异的真正原因在于严复的翻译目的,而他的翻译目的是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严复“译例言”及严译《天演论》重读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天演论》的早期稿本及其流传考析

《天演论》中的进化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知识精英 ,而康梁究竟何时研读《天演论》 ,学术界一直颇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天演论》翻译始于 1 896年秋 ,1 898年正式制板发行 ,和康梁历史进化论无多少学术渊源 ;另一种观点认为始于 1 895年 ,翻译手稿广泛传播 ,社会进化论思想是戊戌变法的有力理论工具。文章对此作了考析 ,并对鲜为人知的南开大学珍藏本作了揭示。

从《天演论》看严复的译名思想

严复译作《天演论》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这部译本对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天演论》的中西译名进行了统计分类,并解析了《译例言》中严复的译名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严复的译名思想,客观评价严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作用。

论科学翻译中的叙事建构——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例

Mona Baker将叙事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之中,提出四种主要建构策略: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及人物事件再定位。以此为理论原点,可以探讨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是如何更改原著叙事以参与建构现实的,可以解读其"不忠"于原著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可以揭示科学翻译中存在信息的"不守恒",也可以看到译者会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渗入到译作中。

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考辩——兼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撰述和注释的补正

鲁迅受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很大，学界大多从思想上讨论这一问题，但对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的史实不太关注。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96年译完初稿到1898年慎始基斋本发行，先后修改过三次，此后所出的版本还有变化。鲁迅南京求学时，《天演论》出了几个有影响的版本，轰动了知识界。鲁迅具体在什么时间购读了什么版本的《天演论》？

《天演论》版本时间考析两题

《天演论》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也存在问题,研究者多关注严译主张是什么,而探讨《天演论》在知识界的传播路径,鲜有涉及。笔者试图以考证见思想,探讨《天演论》早期本子及其在思想界的传播情况以及舆论界的反应。

从孙宝瑄日记看其对《天演论》的解读

1897年到 1903年间，孙宝瑄多次阅读《天演论》，并在十多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大量读后感。本文将它们分别同《天演论》的稿本或定本作比较研究，认为读后感所反映的孙宝瑄思想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从总体上把握《天演论》，学术气息比较浓。第二阶段深入到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对于严复思想，由不太崇拜到完全信服。第三阶段对严复思想有所补充。总之，孙宝瑄日记证明《天演论》在清末社会确实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

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之扬弃

进化论是鲁迅思想的一条主纲,但中国学界对鲁迅如何接纳严复译著《天演论》缺少纵向开掘,也因此受到华裔日本学者非议。总的来看,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采取了哲学的“扬弃”立场,取其精要,去其偏执。具体来说,即遵从科学意义上的万物进化论,赞同对弱小民族宣扬“天行”说,但又以赫胥黎的“人治”说反击遵循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说。同时鲁迅把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思考,愿意牺牲自我,促使希望在进化中诞生,而深潜于其体内的“鬼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对“黄金世界”的疑虑反映了鲁迅的退化观念。与严复倾向于斯宾塞强调“舍己为群”不同,鲁迅更倾向于约翰·密尔,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人国”立。然而,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困境让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严译《天演论》与叶尔恺、吴汝纶

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天演论》翻译,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奠定的。由于知识结构、时代因素,严复的翻译并不是一气呵成,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过程。在那知识饥渴的年代,《天演论》自然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叶尔恺、吴汝纶等对《天演论》传布、定稿,都有不同贡献。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吴汝纶与《天演论》的出版

吴汝纶对严复所译《天演论》稿本提出了批评和修改建议,随后应邀作序,并在该书出版后尽力推销与宣扬,这已成为《天演论》出版史上的重要关节。在吴汝纶等人士的推扬下,《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汝纶与严复亦师亦友的交谊,也成就了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天演论》的翻译目的论解读

翻译目的论理论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目标文本的翻译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不同,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然后根据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对其进行目的论分析,分析其翻译的目的,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目的论指导下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