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载尸集战”与商周战前告祖礼

《楚辞·天问》作为战国写成而流传至今的文献,所记“武王伐纣”史事可与先秦早期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等多重史料相互印证。其中“载尸集战”一句,所述为周武王因卜兆不吉未及设木主便直接载文王神尸出征的历史细节,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阙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相关研究不仅为周初即存在的尸祭礼俗提供了重要例证,也有助于还原商周时期战前告祖礼的具体仪式内容。“载尸集战”还反映了商周早期国家基于“神道设教”国家治理的需要,其宗教礼俗在损益嬗变中一脉相承地形成了以祭祀文化为主、兼容巫文化的原生宗教形态,进而形塑成商周时期早期国家宗教的重要特征。

《天问》"不次序"问题成因新研

对于《天问》"不次序"问题的成因,明清以来"错简说"较为兴盛。《天问》为屈原呵壁之作,其"不次序"文本形态的形成,首先与屈原呵问壁画的顺序有关。文中有关神仙与夏史的内容,原为两幅横贯不同墙体且平行分布的壁画。屈原观看壁画时没有横向进行,而是分单元上下交替观看,交替发问,将连贯的内容作了分割。除此之外,壁画的内容还触发了屈原的联想与思考,这些内容以追问天地与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穿插于文中。在这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天问》呈现出"不次序"的文本形态。"不次序"是《天问》的原生性问题,并非错简所致,我们不应对文本进行重新整理。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天问》“白蜺婴茀”层新探

在《天问》一诗从“白蜺婴茀”至“何以迁之”这个层次,屈原向天问了有关月、日、风伯、巨鳌的传说。从全诗来看,这是诗人精心设计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全诗主题,绝非什么“荒诞无说”或“拖带余波”。屈原是息于“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时看到战国画工们笔下的少康画像时“呵而问之”。资料表明,古时体制,“君画于衣”,“古天子冕服”上必画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图案。因此,月、日、风伯、巨鳌等当是画在少康冕服上的图案。这些图案表现了历代“先王”、圣贤们的天体宇宙观。屈原在本层中发出一连串诘问,再次推翻“先王”、圣贤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天体宇宙观。

《天问》“皆归䠶[⺮幸匊]”“后益作革”解

古今关于“䠶[⺮幸匊]”“作革”的解说至为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天问》的结构,二是《天问》所述大禹事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皆归䠶[⺮幸匊]”“后益作革”都和禹、益叙事相关,是屈原对伯益的颂赞与对夏政的批评,反映了屈原的公均思想。

《天问》“问地”开局考

对于《天问》“问地”奇特的开局,前人曾有五种不同解说,多数人认为主要是因地形与鲧禹治水有关,故“问地”就要先问鲧禹治水。实际上,这个奇特的开局,不仅与前后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更是强烈地表现全诗主题的需要,也是继承以往地理经典托名于禹这个传统做法的必然选择。其“笔机飞舞,墨势淋漓”,貌似奇特突兀,实乃顺理成章。这个奇特开局再次证明《天问》是屈原良苦用心之作,可谓千古奇文。

《天问》错简研究

今本《天问》恐非屈作原貌,其中有三处错简。这三组错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完整性,而且错简接排之处的上下内容均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果将此三处错简回归原处,全篇就层次井然,条理清楚,这应当是屈原《天问》原貌。

感性与理性——比较《九歌》《天问》的爱情描写

屈原的《九歌》和《天问》都涉及了对爱情、对婚姻的描写,但由于屈原不仅受到了巫文化的熏陶,而且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浸染,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使得屈原笔下的作品也表现出感性与理性,自由与规范,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屈原本人对理想爱情的要求:忠贞不渝,专一执着。

民国《天问》研究要著的统计与分析

民国《天问》研究著述不仅在数量上远逾前代,而且在质量上亦丝毫不逊于前贤。造成是期独立的《天问》研究郁勃而起的缘由:一是儒学式微与思想解放使得人们对《天问》的固有认知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二是《天问》自身包蕴广博的天然优势,使得是期诸多学科的研究不得不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三是是期学人颇有以才学自许者,而向来有"最难解者"之谓的《天问》无疑为其提供了展现才学的绝佳阵地。当然,是期《天问》研究的学者群体性格对其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此时期《天问》研究以考据为主及将考据融贯于词章、义理之中者占80%以上;研究视阈亦颇为广阔;而且表现出相互勾连,彼此凝合的交融迹象。

《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再考释——兼论仙人王子乔之迁变

考析《天问》中屈原所问之本意,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盖"大鸟"之谓,当是指文中所言"此大鹏鶵也",大鹏"羽堕如雪,血洒如雨",因是而鸣,而又疑"丧"乃"葬"之讹(丧、葬同属阳部,或因音近而讹)。盖大鹏广数十里,其体硕大,不知何处可葬。王子乔仙化之事,在先秦典籍中鲜见,至汉代以后,则流俗怪说,陡然兴起。溯其上源,盖在秦汉方士盛行之际,至蔡邕之时,备受推崇,而后遂窜入道家神仙的体系。而从王子乔迁变的论述中,亦可知《远游》篇在很大程度上或非屈原所作。

先秦著图训政传统与《天问》题画体论证

学界对《天问》文体的研究,多从其句式特征入手,称之为"诘问体"、"问句体"或"四言体"。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宗庙壁画与诗文创作关系角度来分析《天问》文体。在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中,就有关于西周壁画及其功能的记载,其中对春秋时期宗庙壁画的记载更多且更加明确,其目的在于训政。屈原疏放汉北,途经故都先王庙堂,观其训政壁画,感慨往昔先王兴政之用心,痛惜当下楚国之庸政,遂摅胸臆,依图而作《天问》。《天问》首开由画体生发出相关文体之先河,是题画文学的发端,由此角度可认定它为题画体。

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

《楚辞·天问》有关商末周初史事的记载,在楚辞学界仍存有歧义。通过对新出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天问》反映了商末周初的基本史实:文王被封西伯,"号衰"以行九邦;商纣俎醢梅伯以与文王等诸侯盟誓,巩固自身统治;周人迁岐社社主为军社,开始征商历程;周公"不嘉"武王对殷纣的猛力射杀,在他制礼作乐时取消了以人为牲的习俗。

《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原

本文对《天问》的意旨、文体特质与诗学精神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解析。认为《天问》是屈原在“人穷反本”的思想背景下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即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进行的探索和总结。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证明 ,从文体上来说 ,《天问》是史诗式的哲理诗。《天问》的诗学精神则是南北文化结合的产物 ,兼具南人的浪漫与北人的坚忍之志、强毅之气 。

《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

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 ,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 ,明末至今为后段。这后段四百年的《天问》研究 ,呈现一派新局面 ,而又以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最为突出。四百年间 ,极具学术魅力的《天问》错简整理 ,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 ,现在又处于发展期 ;艰难的问题分析和本事考索 ,也由于新材料、新知识、新方法的引入 。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从《天问》看稷下学对屈原思想的影响

屈原思想的基本构成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南方楚文化基因外,它还深受北方文化尤其是稷下学思想的影响,屈原的重要作品《天问》中就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以《天问》为主要考察对象,从宇宙论、天命观以及屈原对待"尊贤"问题的态度等方面,可见稷下学对屈原思想形成所施加的影响。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天问》与上博简《凡物流形》之比较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发表了由曹锦文先生整理的《凡物流形》篇,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两年多来,已有一批研究文章发表。从较早的有关简文训释逐渐深入到了对其思想、结构等方面的研究。那么《凡物流形》在哪些方面与《天问》相似,在哪些方面又相异?能否说"其体裁与性质""与《天问》极为相似"呢?我们不能因为对出土文献的偏爱而拔高其价值,应当在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天问》为历史教材说

王逸的楚庙书壁说虽然能就内容构成与文体运用两方面对《天问》的产生作出统一解释 ,但由于缺乏任何旁证且设想过于奇特 ,令人难以置信。通过对《天问》的内容、文体形式与我国古代各类蒙学教材加以比较 ,并结合屈原本人的教学经历进行考察 ,可以确证《天问》为屈原编写的一部历史教材 ,大约完成于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天问”二字的含义乃“君问”与“师问”之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