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的评注内容、方式及特点

刘光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是清末《史记》研究的重要文献,其评注内容广泛,有评论史家之职、评论《史记》的性质、阐释注解《论六家要指》、评《春秋》与《史记》关系、评《史记》体例、评笔法、评列传的安排及主旨等。评注方法形式多样,就评注结构而言,有篇前总评、篇中夹评、篇末结评;从评注方法而言,有阐释、释义、辨疑。评注特点鲜明突出,评论注重“治道”,推崇孔子之道,以“道”贯穿《太史公自序》评注始终,评注创见新论较多,值得关注。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统。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创作动机

推动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创作动机包括了以下几方面:一是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歌颂"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三是通过"立言"实现人生的价值;四是通过著书抒发"郁结之意"。探究司马迁的创作动机,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和《史记》这部伟大的作品。

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论者或谓正本藏之于家、副本存于皇室,或谓正本入藏皇室、副本留在京师。二说皆有待商榷。经考证,京师特指长安城。“副在京师”的是副本,呈献皇室书府,横遭刊削,“十篇缺,有录无书”。“藏之名山”的是正本,史公传于其女,秘藏华阴,后由外孙杨恽免官家居时“宣布”,自此民间始有抄传本。副本严禁外传,唯班斿蒙赐副本又副本,班彪在安陵评《史记》、作《后传》,班固于兰台撰《汉书》,皆据副本又副本。史公手稿正本佚于杨恽蒙难,副本毁于王莽之乱;副本又副本亡于董卓移都。后汉流布的一百三十篇俱全的《太史公书》(《史记》),当系正、副两大系统抄传本配补而成,但羼入褚少孙等续补增窜的数万文字,已失史公手定原本旧貌。

立言传统背景下的自序——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例

＂立言＂是秦汉以来士大夫阶层人生价值观和学术著述领域的重要传统,也是自序诞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本文将以文学史上第一篇自序《太史公自序》为例,探讨在＂立言＂背景下,文本作者将为儒家经典撰写的他序转变为自我抒怀的自序,承担阐释宗旨、彰显文本、立身扬名等重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自序在准确阐释和抒写怀抱两方面拥有的独特视角与优势。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先秦秦汉社会是一个高度认同集体身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集体身份主要表现为宗族身份、家族身份、社会身份三个方面。通过《史记》,尤其是《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这三重集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但对个人身份即个体主动性却相对忽略。司马迁重视集体身份、忽视个体主动性,既是他本人在晚年自觉痛苦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自序的重要特色,同时还是中国古代自序篇幅短小并且没有出现长篇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古代西方文化则在重视集体身份的同时,也不忽视个体主动性,这是古代西方能够持续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袁传璋先生《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的境界

本文着重评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一书在司马迁生卒年、在《史记》叙事起讫与演变等考证上做出的新贡献,评论书中所提出的“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也兼而论及一种学风。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

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自传及其影响——从《太史公自序》谈起

司马迁的《自序》将“刑余之人”列入“奇人”、“忠臣死义之士”行列中，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大胆肯定，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高扬，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升华。《自序》可能受到《离骚》的启示。《汉书·叙传》、《论衡·自纪篇》、曹丕《自叙》皆模仿《自序》。《自序》不仅写了他如何“发愤著书”，而且全面、深刻地昭示了他“何以”要“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教学简案

课程纲要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旨在帮助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来说，教材编写组希望达成三个层面的目标：一是“巩固提高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能力”；二是“养成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探究问题的良好思维习惯并最终逐渐学会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文心雕龙·序志》——看古书书序的特点

现在的书籍在正文之前往往有一段文字,说明写书的经过和旨趣,称为"序",古代的书籍也有"序",或写作"叙",亦称"序传",它是提携纲领的意思。作为古代文献体例的一种形式,序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此将以《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文心雕龙·序志》为例,简约说明一下古代文献中"序"的特点。

《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史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史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

试论太史公目录学——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太史公自序》,被历代学者当作《史记》的纲目,是读《史记》的门经。《自序》具备一部完整目录的三个必备条件,即:篇目、提要、小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学术上有辩章学术的价值,在读书治学中有导读职能。《自序》对我国目录学有深远影响,它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录学杰作。

从《太史公自序》考证司马迁生年

根据《太史公自序》注释而产生司马迁生年的两种说法,一百年来的辩论以注释为出发点,终因无铁证而多沦为推论而已。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二者必选其一。文章从《太史公自序》原文出发,深入细致地揭示司马迁自序的时间性与逻辑性,最终经过对夹注句剖析确认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35年。其中与张大可先生商榷,以为司马迁学问出自家学,董仲舒与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证明孔安国是司马迁的同辈人。

我读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195 5年郭沫若先生著《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 ,就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的观点提出异议 ,针对郭文的基本观点 ,尤其通过对孔安国是否“早卒” ,司马迁与董仲舒、壶遂的关系等史事的辨析 ,认为司马迁并非生于孝武建元五年。

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一般简称《自序》,是《史记》全书的总论,也是一篇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自序传论文.全文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记载司马氏世系及司马迁传略,但主要篇幅是对《史记》一书的自注和提要.《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是他对于历史的最大贡献.所以《自序》实即作者自述的思想体系,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史记》价值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全文可分七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