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统。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论者或谓正本藏之于家、副本存于皇室,或谓正本入藏皇室、副本留在京师。二说皆有待商榷。经考证,京师特指长安城。“副在京师”的是副本,呈献皇室书府,横遭刊削,“十篇缺,有录无书”。“藏之名山”的是正本,史公传于其女,秘藏华阴,后由外孙杨恽免官家居时“宣布”,自此民间始有抄传本。副本严禁外传,唯班斿蒙赐副本又副本,班彪在安陵评《史记》、作《后传》,班固于兰台撰《汉书》,皆据副本又副本。史公手稿正本佚于杨恽蒙难,副本毁于王莽之乱;副本又副本亡于董卓移都。后汉流布的一百三十篇俱全的《太史公书》(《史记》),当系正、副两大系统抄传本配补而成,但羼入褚少孙等续补增窜的数万文字,已失史公手定原本旧貌。

《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史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史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

《太史公书》的心灵图式——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覆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文学是人学,是人心理的定向投射的情感图示。司马迁是一位历史文学家,他从文学的角度公正地记叙历史,无加任何政治偏见地评价历史人物,他以他那崇高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著就了一部伟大的《太史公书》,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中关于美本质的最基本看法,即以心为美,以道为美,以文为美。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本《太史公书知意》标点商榷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标点,2009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刘咸炘《史记》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许多创见,是对古来《史记》研究的一次清理,成为《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书。然而此整理本在标点、校对中存在一些问题,或因不知姓名,或因不明文献,或因不具常识,或因不明文意,或因失校而致误处多有所在,现就50多处问题分十一类提出商榷。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写定、刊行时间辨

《太史公书义法》是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的暮年之作,近来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对于这部书的刊行时间,存在民国12年(1923年)、14年(1925年)、15年(1926年)、16年(1927年)诸说,对其写定时间亦有民国13年(1924年)与15(1926年)两说。通过对《太史公书义法》文本的考察,结合孙德谦往来书信等材料可知,该书写定于民国13年(1924年),刻成于民国16年(1927年)。同时通过考辨也提示研究者在借助序跋考察写定与刊刻时间时需要谨慎从事。

“太史公”新论

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史记》与档案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记述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部鸿篇巨制。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除了以亲身游历大量求证史实外，更多的是对先秦文献和“石室金匮之书”的皇家档案进行大规模整理与提炼。《史记》不仅体现出司马迁伟大的史学思想，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书中对档案史料的尊重与利用，表明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与档案文献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档案文献就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它由位高权重的史官负责整理、编纂，

“读史”方能“明鉴”——印象《史记》

中国史学精品力作灿若星汉，其中尤以《史记》为最。《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它成书于公元前91年，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全书共计五十余万字，

《史记》标点商榷

《史记》标点商榷孙愫婷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在标点方面尚有问题。今偶拾数条如下：１．其土涂泥。《集解》：马融曰：＂渐，洳也。＂（《夏本纪》６０页）按：正文无渐字，如按此处标点，《集解》这条注好象是衍文。但实际上，马融注的是＂涂＂字，即。涂，渐...

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考述

孙德谦的《太史公书义法》跳出了魏晋以来经、史分途的观念,试图重回司马迁著史的历史背景,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探究《史记》的性质与司马迁著史的"义法",与清代以来"考史""论文"的研究取径有极大区别。本文对孙德谦的《史记》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并将其置于清末民初的《史记》学研究脉络之中,指出孙德谦的学术是以章学诚提出的"文史校雠"为取径、以勾通经史的学术理念为指导,故其以"义法"为中心的《史记》研究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以往,又不同于时人的独特面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史记》互见法两例辨正

《张丞相列传》中叙于定国事与《郦生陆贾列传》中叙朱建事是《史记》中仅有的两个互见法不完整运用的反例。本文从史料年代差异，互见法范畴的类例、特质、运用诸方面及版本学角度进行了辨伪考证，指出其并非司马迁的原始使用，而纯系好事者臆造伪补。

再谈司马迁的结局问题——兼论“西汉史学系统”

写了《关于词马迁的结局问题》(见《史学月刊》85年第6期)一文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太史公书》在西汉时期,从不曾被说成是“谤书”,到了东汉时期,它才被加上了这样的恶名。事实上,是先有了“谤书”之说,然后才附会出了司马迁被杀的故事。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西汉史学系统”加以考察。同时,考察一下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被杀说”之不足信。

太史公书凡例考论

《左传》释《春秋》，有所谓“书”与“不书”，后来经杜预疏解，遂成凡例。司马迁撰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虽然不曾自列凡例，却在《自序》及各篇之中，往往说到作史的宗旨和义例。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电视剧《司马迁》观后

千古流传的《史记》曾被鲁迅赞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凡读《史记》者也无不赞之。然而,对该书的创作过程,往往了解有限。如今,从电视剧《司马迁》中,看了著述《史记》的中国大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艰辛创作历程,其字字句句无不浸透着他的斑斑血泪,令人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司马迁曾著《太史公书》,可汉武帝深恐书中有不满朝政之词流传于世,下令将此书运往宫中焚毁。司马迁见自己的多年心血被毁之一旦,深感痛心。可当父亲司马谈即将告别人世时,又叮嘱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