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195 5年郭沫若先生著《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 ,就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的观点提出异议 ,针对郭文的基本观点 ,尤其通过对孔安国是否“早卒” ,司马迁与董仲舒、壶遂的关系等史事的辨析 ,认为司马迁并非生于孝武建元五年。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补证三则

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的行年，如他的生年和卒年，他所享的年寿，他所从事的重要活动的具体时间，现在都还没有统一的公认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既未明言司马迁的生年（当然不可能言其卒年），《汉书·司马迁传》中亦未对此作明确交代...

关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几个问题

一、《自序》的写作时间 《史记·太史公自序》,人们一般都认为它作于《史记》全书完成之后.郑鹤声先生说:“古人作书,必全书完具,然后自述以殿之。《自序》一篇,为《史记》全书提要,必非书未成而先为之者。”然而,如果把《自序》当作全书完成后所作的提要,就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历代对《史记》提出的疑难问题辨析

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历代对它提出了若干疑难问题,今择其要者辨析于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还是不容于封建正统思想?最初对《史记》提出批评的当是东汉初年的班彪、班固父子.其后由班彪提出,由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又加以概括:

司马迁:站在传主背后呐喊的人——《〈史记〉选读》教学拾遗

苏教版《〈史记〉选读》是选用频率最高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沉浸在《史记》篇目的教学世界里,笔者心中总萦绕着一个问题：文本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因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史记》可比《离骚》,当然就不得不探究其章法意义和文本意义了。

《小盂鼎》“三左三右”的解释问题

《小盂鼎》和《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同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一般认为铭文“全者为大,残者为小”。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考古学家所重视。

梁启超的《读<史记>法》

梁启超先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本文仅就他有关读《史记》的方法问题,做一简要介绍。 梁启超先生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一文中说,读《史记》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常识的读法,一是专究的读法,但不管是哪一种读法,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入门准备。这就是:(1)先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汉书·司马迁传》,其目的是“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2)读《汉书·叙传》论《史记》

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后

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判断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以"史记"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为可信。并且认为张守节"正义""按迁年四十二"是概括司马迁活在世的年龄,我以为是完全正确的。除郭先生所举汉简数例句法、及除补字样完全相同,可信博物志所引为当时除书外。

《革命后记》的常识性问题

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偶尔用错词语，写错句子，甚或出现常识性错误，这都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严格地说来是不应该的。鲁迅《不通二种》一文里早就说过，“……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关于《惜往日》的真伪问题——与戴志钧同志商榷

读了戴志钧同志的《〈惜往日〉在屈赋中的地位》(刊《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三期),觉得作者是竭力维护屈原对《惜往日》的著作权的,并用了不小的篇幅来驳斥“否定派”。笔者也属于对《惜往日》持否定态度的这个“派”之一员。我认为《惜往日》中的“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应该是《惜往日》之所以为赝鼎的铁证。但是,戴文并不涉及此点。屈赋内提及伍子胥其人的,还有《涉江》(“贤不必用兮,忠不心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和《悲回风》(“从子胥而自适”)。

以商品生产为背景的致富之学——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以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成一位卓越和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家。对于他的经济思想,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去研究。但作为反映他经济思想的主要著作《货殖列传》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他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浅谈如何从“论赞”入手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

“论赞”是史书的一种体裁，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日”，《史记》每篇末的“太史公日”等。研究《史记》人物传记的特点，可以依据高中生认知和学习的特点，选择从研读“论赞”部分切入，用中心问题做阅读的线索，引发学生对所读人物的兴趣，从而指导学生在深度阅读中体会《史记》的价值，培养学生文言阅读的能力。

“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王国维有太史公行年考,对於司马遷的生平事跡,考证颇详。他考定司马遷生於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因而到了今年使当为诞生二千一百週年。史学界会经擬议,在今年举行纪念。有的朋友更已写了纪念文章。但经仔细推考,王国维所定的生年是有问题的。司马遷的生年应该还要推迟十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到今年只能是诞生二千零九十年。推定司马遷生年的根据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有两个。首先是司马貞索(?)在史记自序"遷为太史令"下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里面没有这一段话。王国维认为"当在逸篇中",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五)

上大夫壶连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前面已经谈了六经，这里又单挑出《春秋》，实际上是《史记》的直接源头。为什么要插入上大夫壶遂？在《自序》中，司马迁父子的对话，达成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子承父业。家里人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外人来参与，这样才可以由家而国．因为家毕竟不能自足。壶遂这个人有同情心，他曾经参与改历，是司马迁的朋友。但是不了解他们父子的思想。司马谈、司马迁的私人谈话。现在已经公开，在当时却是秘密的。壶遂没有理解到那个程度，怎样说服其他人也理解自己的思想，这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报任安书》写作时间考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以汉武帝的行程来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年)(《王国维全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缺乏文本的内证,而且《报任安书》中武帝部分行程只是计划,而计划行程会发生改变,并不足以为据。

商鞅法治思想与秦亡的关系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法治理论家，他的理论产生了辉煌的实践效果。汉代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司马迁总结商鞅变法的结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商...

关于《招魂》作者之考辨

《招魂》是《楚辞》中的一篇。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到《招魂》的是司马迁,他在《屈原贾生列传》末赞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从现存史料看,王逸最早注释《招魂》,并作序言:“《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按理,这两种意见不矛盾。

读《柳文指要》札迻

《柳文指要》出版于文化革命期中,徐仁甫先生当时即写成此稿,并于一九七四年油印散发。但印数太少,流布不广,现特为发表,以饷读者。其中有三条无关语言问题,本刊发表时删去。

司马迁生地浅探

司马迁的故乡在汉代左冯翊夏阳县,即今陕西韩城市,这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承认。但是,具体出生地究竟在哪个村镇?史家却有几种说法:一、郑鹤声认为司马迁诞生在芝川镇(《司马迁年谱》)。胡佩苇、季镇淮和郭维森同此说。二、王国维认为司马迁诞生地在华池(《太公行年考》)。三、康行(亻间)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高门(《康熙韩城县志》。四、高健认为司马迁诞生在龙门寨(《韩城胜迹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