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1170)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1173)定本,淳熙末刊布,即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义》,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三个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吕祖谦的意见,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即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即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朱子编订《南轩文集》为何不收其《太极图解》两序?

张栻的两篇佚文《周子太极图解序》与《太极图解后序》未被朱子收录其所编订的《南轩先生文集》中,人们通常认为原因在于其中的思想不被朱子认可。但实际上两序表达的思想基本是朱张二人的共识,因此其被删削并非思想原因。通过考察朱张"太极之辩"以及张栻作《太极解义》的过程,可知两序乃伴随于张栻《太极解义》初本一同刊布,而初本的思想则与朱子思想有重大分歧。由此可以推论,朱子认为两序与他所不满的《太极解义》初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因而加以删削。此事件亦可作为朱张二人思想差异的一个面向。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