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非常时期的女性启蒙——《女声》与田村俊子的上海时代

日本左翼作家田村俊子1942—1945年在中国上海创办《女声》杂志,从事女性思想启蒙及相关活动。身处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田村俊子的个人选择充满复杂性。以《女声》为中介,田村俊子实践了她一生追求的女性启蒙理想,尽管它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展开。

上海沦陷时期女性杂志比较——以《女声》和《天地》为中心

沦陷时期的上海有两份以女性为主导的刊物,即佐藤俊子主编的《女声》和苏青主编的《天地》。通过具体分析苏青与《女声》编辑关露的关系,发现《天地》与《女声》杂志都以追求女性本体意识为宗旨,但《天地》是一份有闲妇女的文化消遣杂志,而《女声》则是大众妇女启蒙杂志。这两份以女性为主导的媒体在扩展女性话语、开辟讨论女性问题的言论空间上有其各自的功效。

荒芜世界里的希望——《女声》儿童栏谈片

《女声》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始之初就关注儿童这一社会群体。在严酷的言说环境中,《女声》的儿童栏通过各种儿童文学体裁来关注儿童生活,进行儿童启蒙教育,影射沦陷当局。这种特殊历史场景中的文化坚守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而且为抵抗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可贵的言说空间。

意识形态的博弈与沦陷区上海“职业女性”的时尚生产——以通俗文化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时尚的发生机制充满了各种权力或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现代市民意识之间抗衡又联合的结果,造就了一波热衷“趣味”和“女作者”的通俗文化杂志复苏,推涌出“职业女性”风气;职业女性苏青和关露主编的刊物《天地》和《女声》上的“女子写作”对女性读者的广泛影响,体现了掌握话语权的女性主体依托大众媒介建构“新女性共同体”,进一步凸显“职业女性”新风尚;而电影产业对女明星“爱国”和“摩登”符号的双重强调、女明星对大众消费时尚的强烈引领以及时尚文化杂志对女明星的“职业女性”气质的有意彰显,共同表征出上海沦陷区女性美时尚由光鲜的“电影明星”向务实的“职业女性”符号位移的倾向。这一时尚符号的生产与转换背后,缠绕着抗战爱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媒介消费主义的召唤收编、媒介消费主义对爱国意识形态和女性意识的迎合互构、职业女性主体改写市民意识与消费话语等多重意识形态的回旋博弈痕迹。

关露与汉译小说《虹》的传播

《虹》在最初发表时就已经受到我国翻译者的关注。《虹》的广受欢迎,主要源于其思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战时鼓舞民心的迫切需要。《虹》是关露接任刊物《女声》主编后刊载的唯一一部汉译文学作品,将这样一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名篇刊载到沦陷区刊物上本就冒险,她在刊物中特意针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些"隐蔽式"处理:借用了苏联与日本尚未正式宣战的契机发表作品;巧妙运用《女声》杂志本身的特点为《虹》的刊出打掩护;通过与"编者按"的配合,将作品的重点模糊化;还突出强调翻译作品的来源是日本。

乱世红颜

她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三才女”之一，名噪一时，却突然销声匿迹，从此饱受世人唾骂，游走在生死边缘。是红颜无奈还是另有隐情？谜一样的人生，五十年后，真相大白。

关露致家父丁景唐的四封信

最近寻找材料,偶然发现关露(1907-1982)致我父亲丁景唐(1920-2017)的信,也许还有,但目前只看到四封信。起头:关露和家父丁景唐因《女声》结缘1941年,原来在上海从事学生刊物的几位同志由学生部门的丁景唐负责联系,他们依照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年,父亲和同志们商量决定,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办的刊物或商办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在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