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背景下《女子月刊》女性抗战动员研究

《女子月刊》作为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背景下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知名女性刊物,在宣传抗战、动员女性参加救亡方面具有重要历史贡献。《女子月刊》紧紧围绕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积极向女性同胞宣传抗战救亡、动员其贡献自身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设置时事专栏、宣传女性抗战典型、搭建读者平台等策略方式,具有形式灵活多样、风格通俗易懂等动员特点。《女子月刊》的抗战宣传动员,使部分女性读者民族意识得以觉醒,开始主动地投身于战地服务、参军入伍等伟大抗战救亡实践中。

20世纪30年代女界的指路明灯——黄心勉及其《女子月刊》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实践上开始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但在现实中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并不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黄心勉基于个人生活经历及其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创办了《女子月刊》,以期刊为阵地开展唤醒妇女、改善社会环境、解放妇女和复兴民族的工作。《女子月刊》在版面设计、题材选定、文章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尽量切合妇女同胞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一直坚持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服务,充当旗手和鼓手,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

莫耶与上海《女子月刊》

既往研究均将莫耶归属于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女作家,实际上她在赴延之前供职上海《女子月刊》时期就已登上文坛。该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宣传妇女解放的重要女性刊物。莫耶在《女子月刊》的就职情况、编辑活动、编辑思想、创作经历以及该杂志的办刊宗旨,都对她赴延后的创作理念风格、文化身份认同和人生道路选择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首次详细考辨莫耶就职上海《女子月刊》的相关情况,尝试厘清“上海莫耶”转向“延安莫耶”的文化路径,为莫耶研究乃至延安文艺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纯女性”的复杂历史生态:《女子月刊》及其研究史初探

《女子月刊》作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创办的纯女性期刊,在30年代的女性报刊大潮中特立独行,影响深远,但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在梳理学界对《女子月刊》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其研究内容、视角及方法,将《女子月刊》作为我们探析近现代时期的社会变革、妇女思想的跌宕变迁以及女性文学叙事的绝佳文本,把女性思潮和文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中。

《女子月刊》对现代女性启蒙问题的观照与文化引导(1933—1937)

20世纪30年代初期,《女子月刊》呼应时代思潮,为“新女性”重新赋形赋权,意旨倡导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左翼力量的壮大强化了《女子月刊》的社会性,其中书写的态度囊括了批判浮夸摩登、审视职业困厄和实践救亡生产的递进逻辑和时代主潮,呈现了《女子月刊》对女性解放、思想启蒙的冷静思考,以及对历史、民族以及人权自由的观照。

身体·职业·革命:《女子月刊》的“时代新女性”想象

1930年代,随着民族救亡思潮的勃兴,女性“健而美”的身体塑造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重要诉求。《女子月刊》呼应时代思潮,号召女性强健体魄,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针对“摩登女性”的华而不实,刊物用职业女性的概念为“新女性”重新赋形,意指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左翼力量的加入强化了《女子月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革命女性作为民族危亡时代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范型,以新的形象进入《女子月刊》的召唤视野。女性形象在“时代新女性”的结构链上,体现出与时代主潮相呼应的进步逻辑。

20世纪30年代女性报刊对乡村妇女问题的诊断与求解——以《女子月刊》为例

《女子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女性刊物,在该刊探讨的诸多问题中,乡村妇女问题乃焦点之一。这种关注倾向,与其所处之历史环境及刊物自身定位密切相关。《女子月刊》从生计、地位、择偶权、教育水平、迷信等五个层面批判了乡村女界的种种病态,指出解放乡村妇女关键在于教育。通过智识上的引导,该刊希望乡村妇女能在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维度上适应时代要求。以《女子月刊》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报刊对乡村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但它们在反映和讨论乡村妇女问题时也存在不少缺憾。

《女子月刊》研究

《女子月刊》是在世界女权运动影响下发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以"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为宗旨的期刊,其目的在于通过舆论的力量唤醒中国女性同胞的觉醒。本文对《女子月刊》文章的来源、范围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对其亲民性、政治性以及栏目的不固定性进行了评价。

“教授捐躯第一人”的办刊往--姚名达与上海《女子月刊》

1944年,齐鲁大学历史社会系学生李得贤撰文在影响很大的刊物《读书通讯》上发表,为捐躯沙场的历史学家姚名达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