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2年《女铎》文本与妇女运动的关系

《女铎》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妇女杂志,堪称近代妇女小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近代女子教育、妇女运动、女性思潮以及基督教与知识女性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女铎》本身即是妇女运动的产物,通过对女性话语的掌握、启蒙观念的倡导、榜样形象的示范、社会网络的建构等一系列活动,反过来又助推妇女运动走向深入。《女铎》传递了强烈的性别意识与角色观念,影响了当时一批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女铎》的话语叙述同行动实践紧密相连,以女学教育为基础,家庭责任为前提,服务社会为职志,报效国家为目标,积极倡导女子独立、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理念,为妇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家庭重建——以《女铎》小说中的婚姻家庭观为视角

《女铎》是创刊于1912年,停刊于1951年的一份较有影响的妇女刊物。除了宣扬基督教义,还致力于提高妇女道德及普及新知识。《女铎》发表的小说多展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温馨,所关涉的主题多为呈现于婚姻家庭中舍己的爱,这种爱又多是经历生活的艰难及双方的摩擦后而得的,因而显得愈发可贵。其中的女性常常不是软弱无力或哀怨愁苦,而是具有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格、直面人生困境的勇气以及对家庭邻舍的责任等美德。小说呈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个体生命成长与贡献社会之间的平衡意识,揭示出新女性在个人与他者、感情与事业、社会与家庭等方面的调和努力,并本着建设的目的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因而是对现代女性争取恋爱及婚姻自由之后道路的继续探索的体现。较之那些止于冲破旧家庭的新女性的塑造之作,无疑是一种深入;较之很多新文学作品中灰暗失败的新女性生活,也是一种积极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建造。

契合与背离《女铎》与新文化运动

《女铎》(1912-1951)是近代中国一份重要的基督教妇女刊物,在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份以知识女性为阅读主体的基督教刊物,《女铎》在其发行的近四十余年中,并不把向妇女宣教作为其唯一旨趣,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对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热点问题积极探讨。新文化运动中,《女铎》响应在华基督教会的号召,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刊物内容与运动主旨尽量契合,与新文化运动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女铎》又相对独立,对新文化运动并不盲从,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轨道。

从《女铎》杂志探析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

《女铎》杂志是近代女性报刊兴起以来,历时最长且极具代表性的女性期刊之一,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女子职业教育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女子职业教育也得以较大发展。文章则结合时代背景和《女铎》杂志,对近代女子职业教育提倡、女子职业选择及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探析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源起与作用。

民初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基督徒知识女性的身份建构(1912~1922)——以《女铎》为中心的考察

民初基督教知识女性是在基督教教育和现代教育等多重影响下走出传统的,但并非是对传统的完全否定或断裂,而是在超越中试图重塑自我。这一新兴身份认同是女性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的复合体。在对传统妇女的有限反动、对流行妇女运动的质疑、西方先进妇女的比较及与男性的对比中,建构其自认为合理的女性认同。通过对传统妇女信仰世界的否定,为基督教信仰认同的确立提供铺垫,并以政治性的爱国主义和文化上的"民族守护"想象国家,将妇女纳入国家认同的范畴。

温和的女权主义——《女铎》与近代中国女性自我构建

女权主义有不同的流派和不同的表现方式,《女铎》所主张的则是温和的女权主义。《女铎》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所办女性刊物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基督教女刊,提倡妇女解放及女性权利是其主要内容。受其基督教背景影响,《女铎》所欲达到的女权目标及具体实现路径都有别于同时期主流的女权主张。它基于基督教仁爱理念倡导温和宽容的女权,主张个性与母性整合,鼓励女性自我言说,积极引导女性进行自我建构。《女铎》的女权思想虽不如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轰轰烈烈,但却绵延贯穿在整个民国时期,反映了近代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曲折性与多样性。

《女铎月刊》与中国基督教纯文学

《女铎月刊》中刊登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几辑《女铎小说集》的出版,使得20世纪上半叶的新教纯文学有了一定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