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特别是国际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三个半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约条款及其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关系法等的发展，论证和约不仅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而且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略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史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可以看出,和约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开创了欧洲的均势格局,深化了宗教改革,但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它是欧洲中世纪各种矛盾的集体清算,而17世纪分裂的德国则成为了国际矛盾的焦点。1648年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国的边界,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和安定,形成了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个体系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有学者提出要超越这个体系的束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人权保障

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世界爆发了一系列宗教、政治和军事冲突,即"三十年战争",战后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国际法中的人权保障重要的影响。

冲破威斯特伐利亚围墙?——从欧洲联盟看现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欧洲一体化创造了新的国际行为体,国际体系中的单位既可以是个体性的国家,也可以是若干个国家合营主权的国家集。欧洲联盟使得传统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变化,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石,主权原则的逻辑演绎不只是相互敌对和相互竞争的国家间关系,还可以是相互为友的国家间关系。

历史与理论的张力:反思“威斯特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或Westphalian)这一术语,源于欧洲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1648年5月至10月,为了结束“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图标”(icon)。

从两个和约看近代早期德国宗教的自由平等原则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早期德国两个著名和平条约,为调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均制定了有关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原则,但是二者在表述上存有较大差异。前者在宗教自由平等之原则上规定不甚明确,后者则更加具体、精确和丰富,因而各自对社会的意义也就有所不同,尤其是后者为近代早期德国宗教的长久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际法地位再考察——以和约与主权原则的关系为中心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它包括《明斯特条约》与《奥斯纳布鲁克条约》,~①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别同法国国王、瑞典女王于1648年10月24日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两个小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签订,从而结束了残酷且漫长的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宗教争端的世俗衍化和政治表达——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秩序建构

宗教改革不仅引起了德意志地区的教派分裂和宗教争端,而且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也受到宗教信仰分裂的影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与其他的帝国法律、习俗共同成为实现帝国内部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为欧洲确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的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为帝国确立起多种宗教共存的基本规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旨在通过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方式解决宗教争端,通过宗教宽容和政治保障来建构帝国内部的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使宗教信仰上的“真理问题”消解于世俗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但是,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使其无力解决诸多内外危机,帝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所具有的“开放性”等“帝国”特性也使其实现内部的和平与秩序面临着重重困难。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法乃至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对主权国家的概念、外交关系法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百多年来,随着国际交往关系的日益频繁及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这些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就此影响作一点探讨。

论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各国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欧洲三十年战争揭开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战争中以法国为代表的各王权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普遍增强,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对利益的划分也集中体现了战争国的国家利益。

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

当今世界政治进程呈现出复杂的系统效应。权力政治、霸权主导、资本扩张以及地缘竞争等传统因素,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与扩散、非国家角色地位上升、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等新因素交织,影响国际进程中各种变量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科学技术因素是所有世界政治变化中最不容忽视的变量之一。当今世界政治新的发展大趋势,要跳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框架的束缚。特朗普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对多边的军事安全和经济的可预期性提出了挑战。世界进入到一个较长的不确定期中,中美两个大国应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难以实现的设想

SARS留给国际社会的思考是如何改进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以应对下一场疫情。其中,"后威斯特法利亚"公共卫生体系的提出颇引人关注。但是这种体系的设想并没有否定国家的存在,存在无法自恰的矛盾:假定主权的存在,又要建立一个无需主权原则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因此,这种体系的概念具有逻辑上的错误,它高估了非政府组织的默契和能力,也低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柱的坚固程度。目前各国的主权观均发生了改变,国际流行性疾病的管理仍然要以在威斯特伐利亚规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并只能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改善。

跨境经济合作区多层级治理探讨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化进程和跨国经济活动的兴起,使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主权准则受到争议。"一带一路"倡议或是中国目前参与建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合作区治理仅仅涉及民商事务管辖权,并不涉及国际公法的管辖权。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各类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风险和功能相互交叉嵌入,形成多层级治理结构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等不同利益群体均可以通过相应途径参与治理,实现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利益协调和有序发展。

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

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终结论＂全球化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西方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是围绕国家主权展开的。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是民族国家独立和完整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组织形式。

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主权理念的嬗变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了自博丹、格劳秀斯以来的国家主权理念 ,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框架。冷战结束后 ,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国际问题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幌子 ,制定了“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新战略并通过伊拉克战争将该战略付诸实施 ,颠覆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家主权准则 ,践踏了国际法 ,其实质就是向他国进行价值观的渗透。

历史与理论的张力:反思“威斯特伐利亚”

一'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或Westphalian)这一重要的历史术语,源于欧洲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1648年5月至10月,为了结束'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图标'(icon)。

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

"天下观"形成于先秦,它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中国传统对外思想表达了一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由列强主导又建立了各种体系,在这一系列世界秩序建立之前都是一场场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前提下贡献于世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