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子不语》的思想价值

文章对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的思想价值,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袁枚的思想情趣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指出该书体现了“人不怕鬼,人可胜鬼”;“不喜佛道,不信风水”;“嘲讽理学,鼓吹情欲”;“抨击吏治,褒扬循吏”:“贬斥八股,批判科举”的思想倾向。

《袁枚评传》对《子不语》“考辨”错误举隅

王英志著《袁枚评传》"著作考辨"中对《子不语》正集编成时间"考辨"为乾隆三十年,但《子不语》中部分作品明显发生于此年之后;从钱竹初《竹初诗钞》中的部分材料得知:乾隆四十四年《子不语》"尚未成书"。

从《子不语》看袁枚的重情思想

清代前期,袁枚独倡"性灵说",其核心便是重情;袁枚的重情思想在《子不语》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男女之情、同性之好、亲情友情及其他;《子不语》中的重情思想既是袁枚"性灵说"在小说领域中的一种表现,更是袁枚欲挽救人心、淳化世风的一种努力。

《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

《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都对理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两者的批判同中有异。《阅微草堂笔记》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指责讲学家标榜门户和提倡无鬼;而《子不语》对理学的指责除了批判讲学家崖岸过峻以外,重点放在对合理人性的肯定甚至张扬。本文将就这种情况的原因加以分析。

从“小说之禁”看袁枚《子不语》的版本流变

《子不语》成书于乾隆后期,屡经刊刻,版本演变较为复杂,与"小说之禁"密切相关:乾嘉年间,禁例稍宽,《子不语》刊刻未受影响;道光、同治年间,禁例极严,《子不语》由"抽禁"到彻底禁绝;光绪年间,禁例虚设,《子不语》被广为印行;民国以后,禁例无存,《子不语》版本异常丰富。

袁枚性灵说的形象化再现——《子不语》

《子不语》是袁枚编纂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是袁枚所推举的"性灵说"的散文化、形象化的再现。无论小说的命名、题材的选取,还是艺术特色都是袁枚个性与性情的体现。

浅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的狐精形象

狐精形象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中皆占一席之地,但三部书中的狐精给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国志怪小说传统,狐精形象的文化内涵以及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政治背景使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具有了狐情结。作家们的人生经历大不相同,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存在着极大差别;人生观念的相互有别,写作目的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狐精形象塑造的不同。

《子不语》研究综述

《子不语》一度被称为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齐名的"清代三大文言小说",但它受研究者重视程度远比不上另两部作品。在对袁枚的研究中,由于其在诗文及诗歌理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又自然忽视了《子不语》。现在对《子不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过于薄弱。这一课题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有待于广大研究者继续努力。

含笑看泰华 请各立一峰——《子不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关系辨析

《子不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时间先后有别,袁枚、纪昀对《聊斋志异》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但学术界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竟然存在严重分歧。事实上,《子不语》并非"聊斋体",更非"阅微体",而是别具特色;袁枚抱着"含笑看泰、华,请各立一峰"之目的进行创作,打破了《聊斋志异》"一统天下"之局面;在清代文言小说史上,《子不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并驾其驱而"各极其盛"。

袁枚《子不语》中梦境的解读

袁枚《子不语》中的涉梦小说多达181则,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梦境。根据题材和主题的不同,可将这些梦境分为5种类型,即世间情爱之梦、科场官场之梦、因果报应之梦、预言成真之梦、奇闻异事之梦。这些"梦"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离奇色彩,还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借助梦,袁枚不仅歌颂了人性的真善美,劝诫世人要惩恶扬善,还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古人浓厚的宗教迷信思想。

从袁枚《子不语》看明清小说中的“佛道合一”现象

袁枚的《子不语》收集了各种怪力乱神的故事,其中多有涉及僧道之作。这些故事中出现了僧道混居、僧道身份轻松互换、僧道教义趋同等特征,从中折射出从汉代以来已见端倪的佛道合一现象,在佛道自身世俗化、统治者提倡和老百姓诉求等原因之下,佛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这一现象在明清其他小说中也多有反映。

《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袁枚的《子不语》中有众多的篇章都和狐仙有关。小说既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狐仙形象,也概括了狐仙的特点。《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是社会传统狐仙文化在小说作品中的体现,也是袁枚对社会人生思考的结果。

性灵萨满主义之翻译显化——清代小说《子不语》英译研究

萨满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从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到当代人间天上的言情小说都可以寻见其踪影。清朝袁枚的《子不语》是性灵萨满主义的代表作品。澳大利亚译者在英译《子不语》的过程中也充分显化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题显化、叙事显化和概念显化。就显化原因来看,译者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厚背景使其能更深入地领会袁枚小说中所奉行的非儒学路线,这是译者能够很好地从主题上显化《子不语》所展现的性灵萨满主义的原因,而读者阅读群的不同也是促使译者在翻译中进行叙事显化和概念显化的原因。

蒲松龄《聊斋志异》与袁枚《子不语》创作心态比较研究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刊印引发了清代文言小说创作蔚然成风的局面,袁枚的《子不语》作为其仿作的代表作品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两部作品同为文言短篇小说,但是创作笔法艺术风格都有所不同,二人创作心态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蒲松龄的创作受到孤寂无助和怨愤不平心态的影响,作品力求超越前人,达到自我实现治世育民的理想;而袁枚的创作则受他通脱随性心态的影响,跟随自己内心的喜好创作成文,与世人分享的也是他达观轻松的审美体验。

从《子不语》的审美意蕴看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作为清代性灵派的主将，对清代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性灵说”与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共同构成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子不语》显示出袁枚在叙事文学创作上的天份，文中将其纳入袁枚的诗学体系进行考察，从小说的审美意蕴论述其“性灵说”思想。《子不语》的语言风格、主体意识、对情感解放的呼唤和反科举八股、考据学的思想倾向都体现出袁枚的诗学理念。小说也直观地反映出袁枚在诗文创作中难以呈现的矛盾世界观，完善了其诗学体系。

《子不语》的美学思想

《子不语》是清朝著名的笔记体小说,也是袁枚的重要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本文侧重从三个方面重点讨论袁枚的小说美学思想:一、社会现实生活是小说的源泉,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二、真实地再现当时的人情世态;三、《子不语》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情感。这三点中讨论得最详细的是第三点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情感。《子不语》涉及的情感有很多类,其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三类进行阐释,分别是男欢女爱的自然之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讽刺之情。通过这几个方面重点阐释了《子不语》的小说美学思想,通过其小说美学思想更深刻地了解袁枚在清朝文学史上的地位。

论袁枚《子不语》的语言风格

阐述了袁枚《子不语》语言的基本风格:平实、简约、诙谐;分析了《子不语》中语言材料的运用方式和修辞特征在平实、简约、诙谐方面的具体表现;分析了《子不语》用语通俗平易、不事雕琢、简洁凝练、诙谐幽默的特点,认为其语言运用平实中见奇巧,言简而意赅,诙谐中见讥嘲揶揄,体现了作者较为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也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

袁枚特殊的家世及生平使他更多地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因而其小说中亦多以“恶”为描写对象，其思想根基应归于他的怀疑主义精神。

袁枚《子不语》的复调表现

《子不语》是清代文人袁枚所写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集。在这里,作者的声音、故事主要人物的声音、事件的声音,共同组成了其独特的多声部现象。不同的意识使得作品成为具有自组织的“生命体”,展现了杂语丛生的社会面貌,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诗学特征:复调。

《子不语》中的龙形象

《子不语》是清中叶文学巨子袁枚创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其中有许多关于龙的传闻逸事,如龙母、龙护高家堰、吕道人驱龙等,龙多以善恶无常的多变形象出现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该书中龙的形象不仅体现了清中叶社会一些方面的情况,也是古代中国文言小说中龙形象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