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初版探微

1918年,孙中山在经历数次革命的失败后,为了从思想上唤起民众,启迪国人,实现其救国救民之策,开始撰写《孙文学说》。此书最终的定稿成书时间不会早于1919年5月12日。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孙中山曾委托曹亚伯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事宜。它的初版既不是由上海强华印书馆出版,也不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而是由上海华强印书局于1919年6月5日出版。

《孙文学说》的术语实践

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颇具科学哲学、科学传播、术语学意义。综合运用当时的比较前沿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阐述"知难行易"这一知行观的《孙文学说》使用了一定量的术语。《孙文学说》的术语实践有其综合性、前沿性、创新性、艺术性等鲜明特色,并契合于《孙文学说》自身的认知观,契合于特定时代学术背景。《孙文学说》术语实践方式多样,包括术语跨学科使用、术语跨语言翻译、术语跨语层解释。探究《孙文学说》术语使用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动因,有助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解读《孙文学说》。《孙文学说》的术语实践还启示我们:科学研究(尤指术语使用)应勇于创新,不生搬硬套;科学创新和科学普及同样重要。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孙中山与现代民本主义

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视野和气派,站在浩荡前进的历史潮流的前面,在科学的进化论指导下,自觉地把现代民权观同历史上的民本主义对接,并从时代高度拓展与深化了民本主义思想内涵,通过现代民本主义的崭新理论形式,在中国民主革命和共和建设中,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威力,其丰富新鲜的思想内涵,谱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瑰丽篇章。

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启迪与指导——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政建设为例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现代城市建设思想和理论与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体系产生冲突与碰撞的重要时期。广州作为南方中心城市长期深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在新旧思想的交汇与博弈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1918年5月以后,孙中山在上海继续撰写《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纵观广州城市的市政建设,诚受《实业计划》的启迪与指导,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