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谦敬称谓英译:适应与选择——以《孟子》刘殿爵译本为例

谦敬称谓是中国上古时代礼貌语言词汇的主体和核心,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这类礼貌词汇的英译无疑是先秦典籍英译中不可回避的难点之一。以先秦典籍《孟子》为例,本文借助统计法,详尽统计并定性分析了华人译者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发现该译本采取了以归化策略为主、异化为辅的混合翻译策略。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着眼于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的归化策略迎合了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既是译者自身能力选择的结果,也是其适应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的结果。文章认为,尽管异化策略有助于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独立性,但是归化策略应是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英译谦敬称谓的首选迂回策略。

再论理雅各之“合儒”与柯大卫之“攻儒”--以《孟子》译本为例

自利玛窦开创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以来,西方传教士译者对待中国儒学一直有“攻儒”与“合儒”两种主要倾向。柯大卫和理雅各分别被认为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中“攻儒”与“合儒”的典型代表。前者备受批判而后者备受推崇。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被学界奉为“标准译本”,至今仍是西方人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二者《孟子》译本为核心,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传教士译者“攻儒”、“合儒”之本质与异同。

理雅各“分裂的惯习”之“被结构”与“结构”剖析——基于《孟子》译本副文本的研究

中西学界对理雅各其人及其翻译和传教活动一直颇具争议。本文以理雅各《孟子》译本序言、注释及个人演讲等副文本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理雅各在对孟子的评价、鸦片战争以及传教等问题上均呈现出明显的自相矛盾,而这正是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本文借用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基于“惯习”的“被结构”特性,探究理雅各矛盾状态背后“分裂的惯习”以及构建该“分裂的惯习”的主要场域;在此基础上,基于“惯习”的“结构”功能,揭示理雅各在中国典籍英译等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分裂的惯习”其实是背后多元文化为争夺资本、重构场域进行的斗争和博弈。

《孟子》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对比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翻译风格对译文的质量至关重要,基于刘殿爵和理雅各《孟子》译本对比语料库,从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对《孟子》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翻译风格对比研究。刘殿爵和理雅各译本的翻译风格各有特色。刘的译本词汇丰富程度高,句式简洁,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理的译本句式复杂,使用词汇较正式,适合学术研究。

理雅各《孟子》译本中的美学思想

理雅各的《孟子》英译本是西方汉学界的典范之作,其对《孟子》的美学思想作了细致而深刻的诠释。理雅各以译注互补的方式介绍了《孟子》的美学思想,他的译注继承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既有对原文主旨的精准把握,也注重训诂释义、考辨探源等工作。理雅各在比较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评价了《孟子》的美学思想,表现出既接纳又批评的矛盾态度。理雅各的矛盾态度与他所持的“前见”有密切关系。传教士与汉学家的双重身份是造成理雅各之“前见”的根本因素,深刻地影响了他诠释《孟子》时的视域融合。研究理雅各对《孟子》美学思想的诠释,剖析其中的视域融合现象并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当下推动《孟子》的海外传播、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上古汉语称谓英译策略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以《孟子》刘殿爵译本第一第二人称名词性称谓为例

上古汉语称谓的英译是古代典籍英译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难点。以《孟子》为例,书中蕴含众多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第一第二人称名词性称谓,不同译本翻译特色迥异。华人译者刘殿爵选择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看,这既是译者自身能力选择的结果也是其适应译文读者接受能力的结果,译本的成功在于适应了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这为新形势下典籍英译中上古汉语称谓的英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