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厄中与圣谟对话——赵岐《孟子注》与后汉士风及文学

赵岐《孟子注》是一本富有特色的儒家经书,它是注者在东汉晚期遭受人生危厄时感受孟子之书、与圣谟进行对话的注经之书,彰显出东汉晚期士风与文学精神。赵岐诠释了《孟子》一书的仁政、士风、养气等思想,并加以发挥。经过他的注解,《孟子》一书走进经书的行列,其思想得到光大;南宋时经过朱熹的注释,成为四书之一,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转变了汉代将注经当成利禄之途的经学风气,熔铸成了士子人格精神。

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

本文考察了赵岐《孟子注》的学术方法及思想理念。文章认为，赵岐在研究《孟子》时，首先对汉代经学的治学体例作了变动，其次又以人情作为阐释的基础。文章具体解析了《孟子注》的章句特点，并对人情的理论内涵作了辨析。

从《孟子集注》的释词看朱熹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优化和推进

《孟子集注》的释词除了大量征引赵岐《孟子章句》,还广泛撷取前代著名训诂家的经注或小学专书中的字词释义,表现了朱熹对前代训诂成果的继承。同时,朱熹不拘泥于旧注,对赵岐注的释词从注释内容、注释形式和注释词头的提取三方面进行了优化,使其更有效、精准地传达文义;因汉语词汇、语义的历时发展,朱熹对赵岐注词释的推进,实践了训诂“以语言解释语言”之旨。朱熹的释词,内容简约精练,一扫汉魏末流繁琐注经之弊端,使古朴的治经风格和“训诂说字”的治经理念在宋代得以传承和续接。

《孟子》历代研究考述

《孟子》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为“述仲尼之意”而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书保存孔门大义甚多,重民轻君、道性善、明仁义等皆赖其继承和发扬。清朝康熙皇帝有赞云:“哲人既萎,扬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重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高度概括、评价了其人其书。 《孟子》篇卷,各家著录不尽一致。《史记》称“七篇”(即《内篇》);《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包括《外书》四篇);《隋书·经籍志》有赵岐《注》十四卷(将七篇各分上下卷),另有郑玄、刘熙《注》

“以意逆志”三解

自孟子倡“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世学者因对此句“意”的涵指理解不同,故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说:或谓“意”为读者之意;或谓“意”为作者之意。汉代赵岐主前说,其《孟子注》道:“人情不远,以己志意,逆诗人之志。

“嗟来食”考辨

“嗟来食”考辨李思乐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嗟来之食，吃下肚子要痛的。毛泽东同志希望中国人要有中华民族的气概，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一身重病，宁...

唐代三家《孟子》注考论

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期是孟子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伴随着孟子地位的凸显,唐代中后期出现了三部专门的注《孟》之作,即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以及丁公着的《孟子手音》。这三部《孟子》注本的原书皆已亡佚,仅在北宋孙奭《孟子音义》中留存一部分。本文从孟子学史的角度,对唐代三家《孟子》注的遗文予以分析考察,初步总结了唐代《孟子》注的概貌和特点。三家注本的出现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孟学的逐渐兴盛,为宋代及以后的孟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孟子新注新译》导言——“审句例”及其他

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等于给词义挂上了标志牌——它虽然常通过归纳格式来进行,但更要运用语法知识。审句例是古代大师的法宝,在当今技术条件下,相对较为容易做到了。审句例的结果,汉儒的说法远较清儒之说为可信。最终结论,一依审句例的结果而定。不审句例,也就无法通过语言社会性的检验,不符合王引之所谓“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目前有两种常见的做法:择善而从;根据情理或义理逆推词义。后一种完全不可取,因为几乎不可能求得正确结论。我们的做法可归纳为“一个剥离与一根主轴”,但并未放弃任何以往的做法,只是区分了主次,并主张主次产生矛盾时应当放弃次要的。这一做法证明在传统文献内部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仍然大有可为;因为,不但审句例即考察分布所得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因而是确切可信的,而且古籍的辗转传抄所致变化适足以说明审句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