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孟子集注》训诂研究

朱熹用今人通俗的语言对《孟子》中出现的古词和古意进行解释。朱熹以《孟子》原本为依据,进行以训诂明义理,写下了《孟子集注》。对于朱熹《孟子集注》的训诂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几个角度:采取对词语进行解释的部分进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孟子集注》采用的古字注今字、今字注古字、注明通假字等几种训诂形式进行研究;对采用因声求义、音义兼注、直陈词义的训诂方法进行研究。并且研究朱熹对功能词进行训诂,对历史典故进行阐释,发现其对阐发文章句意和章旨的作用。接着,朱熹的《孟子集注》使得《孟子》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也在训诂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朱熹批判了汉代重训诂而轻义理的倾向,也克服了宋代重义理而轻训诂的弊端,采用了以训诂明义理的做法,使得重义理也不偏废训诂,对宋代理学和经学进行了总结。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

坊刻本是指朝鲜后期在民间私设出版社所刊行的各种读物而言。坊刻本为了减少板刻费用,使用了在其它任何资料中都不能看到的大量的民间俗字。因此其俗字之研究,不仅对于弄清朝鲜后期民间所用的俗字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窥见这些朝鲜俗字之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识。

朱熹《孟子集注》所反映的哲学思想

朱熹《孟子集注》并非照着孟子讲,而系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发挥,贯穿着朱熹在心性观上的心学立场和心学表述,是一极具朱学特色的"心学"文献。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集注》是以告子、荀子理在心外,以认知心向外穷理解孟子"尽心知性"等心性思想,实是对朱熹的误解、曲解。

《孟子集注》引杨时语辑考

二程理学经由杨时传至朱熹,因此朱熹所作《孟子集注》不可避免会受到杨时思想的影响。通过将《孟子集注》中的杨时引文进行溯源,并与《杨时集》中的原文罗列分析,有利于明确引文来源,方便日后学者的研究工作,并且从中可以看出杨时和朱熹孟学思想的一些特点。杨时和朱熹在解读《孟子》时,虽然都以“心性论”为根本立场,但是在对佛教、王安石新学的态度上是有差异的。

日本天授五至六年(1379—1380)識語本《孟子集注》寫校問題初探

由成書於891年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孟子十四。(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孟子七卷。(陆善經注)”可知②,趙岐注和陸善經注《孟子》於9世紀末以前都已傳入日本。然而,在13世紀禪僧吸收宋代新儒學思想以前,日本却鮮有人完整地閲讀《孟子》。管見所及.

《孟子章句》与《孟子集注》诠释比较——以《孟子·告子》章为例

赵岐《孟子章句》与朱熹《孟子集注》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孟学诠释的成就。以《告子》章为例,通过比较,二者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特色,注音方面数量和质量上朱熹远胜赵岐,训诂方面二者对于相同字词的解释有相同也有不同,在义理上赵岐具有汉儒追求原文经义本质的特色,是汉代经学的代表,朱熹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立足原文,重视义理的阐释深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朱熹视野中的道统传承——以《孟子集注》为中心

《孟子集注》中虽未明确提及“道统”二字,但道统仍然是其中的主线。道统指道的传承系统,包括人物、文本两方面,并依靠语言文字实现传承。朱熹主要通过引用二程的方式,在《孟子序说》和全书结尾论述了道统思想。《孟子序说》从孟子知《易》与《春秋》证明孟子承接道统,并将孟子传道统的贡献总结为“距杨墨”、性善论、养气说三点。朱熹论证孟子传道统的同时,不仅排斥了儒家以外的异端思想,还整理了儒家内部的学说,贬低荀子与汉唐诸儒,推尊孟子和二程。结尾征引《明道先生墓表》强调传承道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肯定二程上承孟子而传道统,并期望后人能承接道统之传,起到首尾呼应、继往开来的作用。

从《孟子集注》的释词看朱熹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优化和推进

《孟子集注》的释词除了大量征引赵岐《孟子章句》,还广泛撷取前代著名训诂家的经注或小学专书中的字词释义,表现了朱熹对前代训诂成果的继承。同时,朱熹不拘泥于旧注,对赵岐注的释词从注释内容、注释形式和注释词头的提取三方面进行了优化,使其更有效、精准地传达文义;因汉语词汇、语义的历时发展,朱熹对赵岐注词释的推进,实践了训诂“以语言解释语言”之旨。朱熹的释词,内容简约精练,一扫汉魏末流繁琐注经之弊端,使古朴的治经风格和“训诂说字”的治经理念在宋代得以传承和续接。

《四书章句集注》“禹德不衰”探微

先秦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论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古史理论体系。其中,儒者常将禹、启父子作为“大同社会”结束和“小康社会”开始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康社会”并非儒者理想的社会阶段,儒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转变以及禹在其中的作用?如万章就直言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万章认为禹不将天下禅让给贤者,而以家天下取代了禅让制,导致“天下为公”降为“天下为家”。由此围绕着“禹德衰与否”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万章为代表的儒者,认为“禹德而衰”。另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则认为“禹德不衰”。朱熹在修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也认为“禹德不衰”,并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辩驳那些认为禹不能作为“孝子”“圣王”的言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展开论述。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孟子集注》的注音特色——和《孟子音義》比較為中心

《孟子集注》中的注音絕大部分來源於《孟子音義》,除了繼承《孟子音羲》的直音和反切,朱熹還大量採用標調的方法給詞注音,這種改動源於標調兼具注音和释羲功能。此外,《孟子集注》也對《孟子音羲》的直音、反切做出了更改,包括兩種情況:一,用新的直音改《孟子音羲》的直音或反切;二,用新的反切改《孟子音羲》的反切。朱熹對直音的改动除了反映語音發展變化外,更多是為了釋羲的需要;對反切的改動,單音詞多採用和前代经注释羲相同的反切,多音詞則選用和释羲相關的反切,另有一些改動和時音或語音發展變化有關。同一讀音如果有多個反切,且這些反切都有文獻依據時,朱熹會盡量避免歧音,或選擇開合、洪細、聲調一致的反切,表現了其審音的能力。

朱熹《孟子》诠释著作析论

在《孟子集注》产生前后,朱熹及其门人写作或编纂了大量的《孟子》诠释著作。其中,《读余隐之尊孟辨》是《孟子集注》理学思想的滥觞;《孟子精义》是《孟子集注》的草创;《孟子或问》是《孟子集注》思想的注解,《朱子语类》中的《孟子》部分是《孟子集注》理学思想的展开;《孟子要略》是研读《孟子集注》的基础文本。这些著作都为《孟子集注》中理学思想的阐发服务。在《孟子集注》当中,朱熹详细阐发了他的理气之论、心性之说和知行之辨,这三个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展现了朱熹理学的基本框架。《孟子集注》是朱熹《孟子》学的核心之作。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戴震论“理”与“心”之关系——兼与《荀子》的一个比较

一“理”与“心”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先秦儒家和宋明儒家对此问题都有过讨论: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言“心之所可中理”(《荀子·正名》),朱子谓“(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朱熹:《孟子集注》),陆王讲“心即理”。在儒家思想中,尤其是在宋明理学那里,“理”与“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核心的哲学问题。

仁术与仁心——以朱子的解释为中心

本文以《孟子集注》为中心,呈现朱子对孟子哲学中"仁术"与"仁心"等核心概念的思考与理解。在朱子的注解中,有关"仁心"的讨论聚焦于"仁心"发用的差序问题。朱子通过对人物生成本质同一与差异的揭示还为此差序奠定了生成论上的根据。在此基础之上,"仁术"成为了直面现实、积极措置从而实现"仁心"的必要行动。朱子在生成论层面的这一推进,不仅是对孟子以来儒家哲学的重要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朱子道德哲学的自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