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中国学生论马列主义革命——河上肇的中国学生与《孤军》杂志

通过对自1922年9月至1925年11月在上海发行的《孤军》杂志上的论战,尤其是《经济政策讨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留日中国学生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该杂志的论者包括杜国庠、王学文、李希贤、史维焕、周佛海等,他们都师从东亚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河上肇教授。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不一定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见解与方针,而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时尚早的论者占了论争的主导。但是,他们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反而将留日期间得到的知识加以消化,使它们成为分析中国现状的工具,用来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特有道路或中国独特的革命方略。

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20世纪20年代前期留日学生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

留日学生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以日本“大高系统”为主的留日学生,从学术性团体“中华学艺社”中分化出来,另办政论性刊物《孤军》等,就中国的经济性质与社会性质,以及中国该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他们都认为中国将走向社会主义,对如何迈入却持不同观点,尤其是在应否效法苏俄走激进革命之路的问题上态度迥异。论争渐次分为两种立场:一者认为中国经济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并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必要的手段;另一方则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参与论争的文化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革命路线。孤军社的分化,是“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分化重组的缩影,论争也为随后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准备。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讨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已有较多论述,并与第三国际和苏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相关论述遥相呼应,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起点。

宪政与革命: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军”困境——以《孤军》杂志为中心

19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采取革命的方法造党建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党统替代。宪政,抑或革命?这对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又抱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了选择困境。孤军派的彷徨与抉择,具有典型性。他们从尊崇法统到走向革命,揭示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复杂性。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与法治建设,不无警示意义。

郭沫若的翻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24—1926)

郭沫若因译介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转向革命,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对郭沫若在翻译和后续的论争中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则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本文认为郭沫若在1924年所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与《新时代》应结合起来考察,河上肇对马克思的阐释为郭沫若提供了理论视野,但郭沫若对河上肇的接受却有一定的限度;屠格涅夫的小说为郭沫若提供了成长的镜像,他借此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认同;而郭沫若所介入的社会问题论争,则让他的理论构想逐渐清晰: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即借助于日本的媒介最终选择了俄国的列宁主义。

孤军难以奋战

一、孤岛不是安全岛 心中的小算盘：“我不站队．就不会在他们火拼的时候受伤。” 残酷现实：独孤只能求败 小王在一家大企业驻外办事处上班。

双重“无产”的体验:论1923-1925年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因诗人身份而驰名于中国文坛的郭沫若的身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他从一个膜拜'女神'的'泛神论者'开始逐渐地与有着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孤军》同人~②接近,再到与《孤军》同人们分道扬镳,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变化深刻地决定了郭沫若在之后数十年间的政治命运与文化立场。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在郭沫若身上的翻转式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其原因可能来自多个方面,而在种种原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