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

《钱鲈香先生笔记》为钱熙泰所撰杭州行纪,详细记载了道光年间钱氏与张文虎三次至文澜阁访书的情况,并保存了历次抄书校书的目录。将该书与张氏所撰杭州行纪合而观之,可知第一次到杭州时,钱、张等人在文澜阁司事周献的帮助下,借出117种阁本,抄录其中63种,又自备底本取校阁本81种。第二次仍托周献抄录阁本65种,第三次托新任司事朱石樵抄书数十种。总计抄书至少128种,其中有56种后被收入《守山阁丛书》等钱氏家族编刻的各种丛书中,成为重要的底本来源,保存了部分文澜阁本的面貌。所校之书中有69种被收入各种丛书。实践证明,阁本发挥的校勘作用有限,这也促使钱氏不再迷信阁本,而着力搜求其他版本进行他校,特别是对《墨海金壶》等丛书的利用。

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崛起与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为例

一般以为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引进“西学”以后,“利徐之学”在清代曾经中断,似乎只在“鸦片战争”以后,晚至“戊戌”时期的康、梁一辈学者,才重新开始“西学”启蒙运动。然而,清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学术传承脉络证明:以钱熙祚、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在1837年即通过抄录、校勘、刊刻“守山阁丛书”,研究和传承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并为战后之“西学”复兴做了铺垫。“守山阁丛书”及一系列包含“西学”书目之丛书的刊刻与发行,证明江南地区的乾嘉学者有一种内在和纯学术的热情。如同笛卡尔、帕斯卡哲学提倡“几何学精神”一样,李善兰、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1858)后九卷,接续利玛窦、徐光启的“所以然”的“metaphysical study”,表现了“西学”启蒙运动的延续性。19世纪30年代起,“守山阁丛书”刊刻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译书活动,是一种延续性事业,更是“戊戌变法”中“西学”宣传运动的基础。总之,“守山阁丛书”学人群体的学术自觉,并不能以“冲击—反应论”的模式来解释,而需要某种形式的“内在理路”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