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德鲁的大脑》中的叙事治疗机制

E.L.多克托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以认知科学家安德鲁与治疗师之间的对话构成主要叙述方式,成为后现代心理学治疗法"叙事治疗"与文学创作结合的典型案例。叙事治疗为转叙、元小说技巧展示及叙述时间的安排提供了创新契机,同时也为疗治作品人物及作家的文化创伤提供了有效途径。基于对小说中叙事治疗机制的分析,论文指出:该作品并不囿于"再现"9·11创伤,而旨在"去9·11化","治愈"才是其最终的目的。

愚形智心——《安德鲁的大脑》中的自我表征及其文化意涵

与多克特罗其他小说不同,《安德鲁的大脑》的关注焦点从19至20世纪的美国历史转向了主人公个人的大脑活动,并将之以对话形式呈现出来。这一转向使主人公安德鲁获得全面表征自我的机会。安德鲁的自我表征从不同层面展开,并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批评及哲理性思考与其个人生活经历相融合,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有些癫狂的安德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人,而是具有哲理性洞见的、形愚而心智的"圣愚"。

后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安德鲁的大脑》——主体性的解构与重构

《安德鲁的大脑》是E.L.多克托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不同于以往着重关注美国历史的小说,多克托罗在《安德鲁的大脑》中将叙事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大脑活动及心理活动之中,通过描绘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的主体性问题,暗示了其在人与非人界限模糊的后人类时代,对于人类主体的后人文主义反思,以及希望寻求新型主体以摆脱逐渐沦丧的人类主体的危局。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三重对话与后现代性

在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的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中,人物之间的对话行为构成了主要叙事线。评论界大多采用心理分析视角,将对话理解为主人公安德鲁治愈创伤的手段,而忽视了其哲学和美学内涵。如果将小说置于巴赫金对话理论框架之下,会发现它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对话,分别是“人物间的对话”、“文学文本间的对话”和“文学与媒介文化的对话”。多克托罗通过“对话”来实现越界,构建出一部与“9·11”官方叙事相对抗的“反叙事”,体现了反主体、反本质和去中心化等后现代主义基本命题,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个体普遍生存状态、他者声音和差异性知识的关注。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

《安德鲁的大脑》为多克托罗生前最后一部虚构作品。小说以不知名的心理医生与创伤受害者、神经学家安德鲁之间的对话形式展开,其叙事模式类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谈话疗法。虽未明确提及9·11事件的字眼,但小说直指这一触发创伤问题的事件及其对记忆问题的影响。本文认为,多克托罗借助创伤叙事者安德鲁的自我分析呈现他对自身、家庭与9·11事件的个体记忆,于黑色幽默中揭示政府的做秀举动与对集体记忆的操控,主张面向他者、以宽恕和遗忘为基础的记忆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