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自日本应神天皇16年(公元405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中国儒家思想即开始传入日本。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各领域,均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影响力虽有强弱兴衰的变化,却一直不曾断绝,直至今日。儒家思想对日本法律有哪些影响?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尚不充分。

论《唐律疏议》的形成、结构和影响

《唐律疏议》初步形成于唐永徽年间,基本定型于唐开元时期,今传《唐律疏议》大体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唐律疏议》包括书名、目录和正文三部分。书名在宋朝是否已经出现,颇为可疑,但到元朝,它的存在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录应是形成于唐朝,但也仍有疑问需要厘清;正文包括律文和疏文两部分,也都是仍唐朝之旧,有学者认为篇目疏议系唐朝以后所添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唐律疏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五代宋金都将之视为现行法,在元朝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参考,明清两朝也是制定律典的重要依据。《唐律疏议》对日本法律也有巨大影响,日本古代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是以永徽律疏为蓝本编纂而成,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法律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论日本明治时期出洋考察对法律变革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文化一度成为日本学习的范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前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已有强制性法律规范。《三国志·魏志》有邪马台国“其法,轻者没其子,重者没其门户”的记载,据推测,这可能源于中国《汉律》和《魏律》的“夷三族”。到日本推古天皇时期(6世纪末7世纪初),执政的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遂有“遣唐使”之举,隋炀帝亦遣使到日,于是中日交通因之盛大。不仅中国之经书、史籍、诸子、美术及佛教等乘时东渡,即中国法律亦于此时传入日本。〔1〕这一时期颁布的《冠位时而阶法》和《宪法十七条》均是取儒法二教之旨,其中酌隋朝法律制成的。从“大化改新”到平安朝代(7-12世纪),日本主要模仿中国来建设日本的法律制度,天智天皇时制定的《近江令》,天武天皇时的《养老律令》基本上都是模仿唐律而成的,以至于日本法史学家泷川政此郎说这一时期属于“支那继受法”时代。(2〕日本自大化革新之后,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封建法典的模式发展来的,无论就其形式或内容看,都深深打上了中国封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烙印,因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中日法文化的历时性比较看日本文化的基本结构

日本古代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源于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但随着日本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庄园制为中心的武家政治逐渐取代了传统律令政治,其法律内涵也发生了嬗变。故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一种双重结构的氏族律令国家,这一政治形态与文化形态是一致的。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见到这一基本结构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试论儒学对日本古代法文化的影响

试论儒学对日本古代法文化的影响何勤华孔子创立、并经其弟子们发扬光大的儒家学说，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官方的统治思想之后，也开始浸入中国的法律之中，成为中国法文化的基础。这一过程至隋唐得以完成，中国的法律＂一准于礼＂，儒学与法律水乳交融...

《唐律》东传日本之原因探析

在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中,《唐律》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为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而且在东亚诸国的封建法典中都可以寻觅其存在的痕迹。而在这之中,日本学习《唐律》无疑是最成功的,日本仿效《唐律》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度,大大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使日本稳速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选择《唐律》作为其进行律令变革的模范并非偶然。

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应借鉴些什么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曾因学我们,跨越了儿个时代,跑到前面去了。今天我们向他们学习。那末,学些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供我们思索和借鉴。

探秘古代食品安全监管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食品安全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回顾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办法,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食品安全法”:始于周代,唐朝最严

现如今,食品安全问题绝对可以登上＂最受百姓关心的话题＂排行榜。也常年高居各地人代会和人大代表关注的排行榜,目前,国家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其实,重视食品安全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根据史料记载,很多朝代都有关于食品安全的法条、规定。

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

公元６４５年，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革新派势力发动政变，推翻了大奴隶主贵族苏我氏，建立起新的政权，并仿效中国，制定年号为大化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大化改新”。新即位的孝德天皇任命精通唐朝法制的留唐学生高向玄理、舒明、南渊请安等人为国博士，针对日本的社...

试论古代日本移植中国封建制法的三大阶段

古代日本移植中国封建制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期准备阶段(公元3世纪——644年),第二阶段是全面移植、合理选择阶段(645—1191年),第三阶段是改造、融合阶段(1192—1868年)。本文试图对此探赜索隐,略陈管见。

“以敕代律”说质疑

自明代丘濬之后,学者们在论及宋朝法律体系时,多认为自宋神宗便开始"以敕代律",甚至说这种以敕代律的传统,终宋之世一直不改。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神宗以后,宋朝法律体系中的制裁性规范的然是敕律并存,并非"以敕代律".在此,我们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们。